1993年《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出臺后,北京市出現了第一批16所民辦中小幼學校、一大批教育輔導機構、網絡學校以及各種滿足人們需求的教育形式。
從1993年-2013年這20年間,民辦教育經歷了摸索、壯大、井噴式發展到細分市場的過程,非學歷教育逐漸形成一個龐大產業鏈,正如新東方教育科技集團董事長俞敏洪(微博)所比喻的,“水泥地縫中鉆出參天大樹”。
與政策相依的20年節奏
從1993年-2013年這20年間,非學歷教育逐漸形成一個龐大產業鏈,涌現出許多規模大、具有品牌知名度的教育培訓機構,一些民辦中小學、學前教育機構等也逐漸獲得社會認可,贏得口碑。與此同時,也有一些民辦學校因種種原因被市場淘汰出局。
正如新東方教育科技集團董事長俞敏洪曾以“水泥地縫中鉆出的參天大樹”形容民辦教育的現狀,體制和機制問題一直是困擾民辦教育發展的重要瓶頸。對建立在公平基礎上的促進性政策呼吁、對寬松環境的期待,一直是民辦教育從業者關注的話題。
在民辦研究者看來,2011年的民辦教育發展大會上,教育部(微博)表示要著力清理各類歧視性政策,并梳理出了包括民辦教師的社會保障、民辦學校的分類管理等在內的困擾民辦教育發展的十大問題,起草進一步促進民辦教育發展的意見等變化都傳遞出一種積極的信號,民辦教育在下一個20年或將迎來新的發展機遇。
■ 政策補充
民辦教育受政策影響最明顯
●柴純青,著有《中國民辦教育發展研究2001—2002》、《中國民辦教育研究2003》,《教育藍皮書·深入推進教育公平2008》
1993年,黨中央、國務院正式發布了《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綱要出臺的社會背景主要是鄧小平南巡講話、黨的十四大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中首次明確表述了國家關于發展民辦教育的“積極鼓勵、大力支持、正確引導、加強管理”這則十六字方針。從這一層面而言,這表明國家教育行政理念的轉變,從原來的注重約束、管理逐漸向鼓勵、促進和支持轉變。
民辦教育受政策變化的影響非常明顯。在鄧小平南巡講話后,社會力量辦學快速發展,對社會力量辦學的立法層次也由規章提高到地方法規、行政法規乃至法律層面。如1997年,國務院頒布了行政法規《社會力量辦學條例》。1999年,第三次全國教育工作會議召開。該次會議對中國許多教育的發展,重新制定了更為大膽和開放的定位,民辦教育的定位也第一次從“對公辦教育的補充”改變為“與共辦教育并重”,各級教育管理部門甚至開始直接給予部分民辦學校以資金支持。2002年12月全國人大常委會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民辦教育促進法》。
1993年
頒布《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首次明確表述了國家關于發展民辦教育的“積極鼓勵、大力支持、正確引導、加強管理”十六字方針。這是民辦教育首次在國家層面得到認可。同年,新東方學校在北京成立。
1994年
出現了第一批從事學歷文憑教育的民辦高校,如北京海淀走讀大學等。
1996年
國家教委發布了《關于社會力量辦學管理經費問題的意見》,經國家民政部批準,中國管理科學學會民辦教育管理專業委員會在北京成立,簡稱“民辦教育管委會”。
1997年
7月31日,國務院發布《社會力量辦學條例》。“國家力量鼓勵社會力量舉辦實施義務教育的教育機構作為國家實施義務教育的補充。”
1998年
12月14日,教育部制定《面向21世紀教育振興行動計劃》中要求3-5年內,基本形成以政府辦學為主體,社會各界共同參與,公辦學校和民辦學校共同發展的辦學體制。
1999年
國務院第三次全國教育工作會議,朱镕基在講話中明確提出“鼓勵社會力量以各種方式舉辦高中階段和高等職業教育,有條件的也可以舉辦民辦普通高等學校”。這是中國高層領導人對民辦高等教育第一次做出明確的肯定性表態。
2001年
國務院辦公廳下發《關于國務院授權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審批設立高等職業學校有關問題的通知》。
2002年
12月28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民辦教育促進法》出臺,標志著我國民辦高等教育的發展進入新階段。
截至2002年底,中國各級各類民辦學校已經發展到6.12萬所,在校生總規模已達1115.97萬人。
2003年
《民辦教育促進法》正式實施,標志著我國民辦教育法律體系的基本完善。
2005年
國家發改委公布了《民辦教育收費管理暫行辦法》,規范民辦教育機構的收費行為。
2006年
新東方在美國紐約證券交易所成功上市,成為中國大陸在美國上市的第一家教育機構。
2007年
1月,發布《民辦高等學校辦學管理若干規定》,對民辦教育的辦學行為進行進一步規范。
2008年
《獨立學院設置與管理辦法》頒布。
2012年
6月,教育部出臺《教育部關于鼓勵和引導民間資金進入教育領域促進民辦教育健康發展的實施意見》,政府加大了鼓勵民辦教育發展的力度。
它們應個性化教育需求而生
在民辦教育領域中,與民辦中小學、民辦高校相比,課外輔導類培訓可能算是出現最早的,如在1977年恢復高考(微博)后,針對高考的輔導班就已出現。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之后,市場經濟體制逐步確立,人們對于個性化教育的需求也日漸凸顯,與此同時,國家層面對于民辦教育的放開,也讓更多人有心涉足民辦教育行業,其中既有從公辦教育轉向民辦教育領域者,也有看好中國市場的外資培訓機構。
探路自述·教輔機構
課外輔導業20年愈發細分
●廖中揚,精華教育董事長
1977年恢復高考。從1978年起,北京四中每年都開設教職員工和附近北大醫院職工聯合舉辦的子弟升學輔導班。我的父親廖錫瑞是學校有名的熱心腸,又是四中連續三屆高考文科狀元的語文老師,后來就被公推為輔導班的總負責人。他那時屬于純義務勞動,不拿一分錢。1988年,我父親退休,當時四中的劉校長就勸我父親自己辦學。
于是,1988年寒假,我父親在原先升學輔導班的基礎上,創辦了精華培訓學校,自己當校長。第一個寒假,我們辦了12個半天的班,掙了50幾塊錢,但給老師的工資是每半天50元,12個半天等于600元,當時普通大學畢業生每個月56塊,研究生畢業也才掙72塊錢。結果老師們不好意思拿錢,覺得我父親掙得太少,想退給他一點。結果我父親說,“我辦班要對得起老師,你們要覺得多就要對得起學生,我對得起你們,你們對得起學生,以后我掙多了,掙五千掙五萬,你們別跟我多要,我父親當時就是這種樸素的想法。”
學校剛創辦時,我還在上高中,但經常和他一起寫海報,我出去貼。俞敏洪說他當年寒風中拎著膠水桶貼小廣告很苦,其實要我說,最慘的是夏天,一場雨,剛貼完的海報就給沖掉了。
后來,精華學校的規模很快發展壯大,最多時辦了七十多個班,每個班七八十人,所有科目都補,周六補兩科,周日補兩科,地理歷史、物理化學輪流補。印象中,精華學校是在1992年拿到了北京市成人教育局發的《北京市社會力量辦學許可證》,那時還沒有北京市教委。
我們一直做中學階段的課外輔導,沒有涉足小學培訓。印象中,北京還有小升初考試時,針對小學階段的課外輔導班并不多,從北京取消小升初考試,實行免試就近入學后,針對小升初的各類輔導班才慢慢發展起來,因為信息不對稱,家長也有恐慌心理。
2003年非典,對不少培訓機構都有影響,但對我們影響不大。因為我們從1999年就開始開發遠程教育技術,2003年我們就推出了網課,讓學生在家里學習。暑假時,非典差不多過去,學生就都補回來了。
這幾年,從課外輔導整個行業來看,市場細分成為趨勢,有人專做小學輔導,有人專做初中,有人專做高中;從產品形式分,有專門做一對一的,專門有做班課的,班課又分大小班。行業中,大品牌也不少,競爭越來越激烈。
與此同時,留學 (微博) 熱、高考改革,對我們也產生了一些影響。我們也在考慮未來拓展到留學領域。
我覺得,對于教育培訓機構自身而言,政策從來都不是決定性的因素,更重要的還是培訓機構自身的組織能力,就像當初取消小升初考試,大家覺得對小升初課外輔導是個毀滅性打擊,結果最后反而成就了一些輔導機構。
探路自述·外語培訓
20年來英語學習理念在“好轉”
●白皎宇,EF英孚教育青少兒英語中國區總經理兼副總裁
1993年,EF進入中國,我們是第一家獲得資質進入中國培訓市場的外資機構。促使英孚選擇在這一節點進入中國市場的歷史背景主要有這幾個方面:首先,鄧小平南巡講話,確立市場經濟體制后,大學不再包分配,就業成為大學生的自我選擇,需要去招聘會上尋找就業機會。而外企在這一時期大量進入中國建立分支機構、工廠、辦事處,進外企工作成為很多大學生期望的目標。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外國人來華旅游,英語的熱度上升,英語專業畢業生很多進入外貿、進出口行業工作。
在那個年代,整個英語培訓市場更多偏重于成人,就像我們當時提出的口號“英語改變人生”,英語能力的好壞在那個時期對個人的職業發展的確有很大的影響。成人對英語學習目的很簡單,就是希望通過培訓,能快速提升英語運用能力,可以和老外一起工作。與之相比,家長對孩子是否需要從小學習英語并沒有緊迫感。
在進入中國時,英孚首先選擇了上海、北京,記得當時兩地各建了兩所學校,隨后拓展到廣州、深圳等其他一線城市,以及省會城市。作為一家外資機構,英孚所具有的外教資源很受中國學習者認可和歡迎,因為英語學習不僅僅是語言,還有文化的影響。但同時,外教的招聘也恰恰是我們當時面臨的一大難題。因為,那時為外教辦理來華工作簽證的流程遠不如現在,辦理的速度很慢。
在英孚剛進入中國時,本土的英語培訓機構有一些,但都還沒有形成規模。但在2003年SARS過后,英語培訓市場開始升溫。2008年奧運會的舉辦,又加了一把火。印象中,2008、2009年,各種品牌快速擴張。隨著新東方等機構在美國上市,風投也愈來愈關注教育行業。
在這20年里,我看見不少英語培訓機構倒閉,既有外資也有內資,它們大多是在市場預估、體系打造、管理設計、人才招聘等方面出現問題,最終資金鏈斷裂,退出市場。所以,英孚在擴張中一直保持穩健的步伐。
這20年來,好的方面是,對于英語學習的理念逐漸從應試向應用轉化。以前,基于以往的歷史背景,內資的民辦教育機構多是教育資源不均衡下的產物,提供的培訓內容也以應試為主,而現在我們所倡提升英語運用能力和綜合素質也已經為大多數人所接受。
這20年來所發生的積極變化還包括,各城市對英語的需求已基本沒有太大差異,家長也逐漸認可語言黃金期的概念,愿意讓孩子在3歲左右開始英語學習,同時,隨著越來越多70末、80后成為家長,他們更愿意花更多時間陪伴孩子學習,成為教學輔助的一部分。
“公辦校無的我們有,公辦校有的我們優”
1993年《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出臺之后,北京市出現了第一批16所民辦中小幼學校。
經過20年的發展和市場淘汰賽,最早一批民辦學校已所剩無幾,很多學校因為資金、市場等原因而倒閉。但隨著國家對民辦教育發展的不斷重視,民辦學校已經成為緩解教育資源緊缺,提供優質教育資源的重要力量。事實證明,只有那些教育質量過硬,真正具有特色的民辦學校才能在激烈的競爭中發展壯大。
探路者自述·中小學
“懂教育又懂市場的辦學者”才能勝出
●王家駿,原北京市私立匯佳學校校長
“新中國成立前,北京的中學有51%是私立校,其中很多是名校。到1952年,私立校全部被取消。直到1984年,我們國家才恢復了民辦大學,而且并不屬于學歷教育。到了1993年《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出臺,才允許有民辦學歷教育。”
1993年,原北京市私立匯佳學校校長王家駿還在海淀區教育局任局長。他清楚地記得,在當年發布文件前就有風聲透露出來,有人就說要辦學。
“1993年北京第一批民辦中小學共有16所,通過審批的第一家是二十一世紀實驗學校,最后一家就是匯佳學校。我參與了二十一世紀實驗學校的籌備過程。”王家駿回憶,當時北京市教育部門的人在認識上對民辦學校的放開還是有點害怕,懷疑這會對公辦教育造成沖擊。市教育局一個處長甚至說,“民辦學校辦垮了無所謂,辦好了公立學校怎么辦?”
“但是當時社會對民辦教育是有強烈需求的。為什么有那么多人申請辦學,就是因為公立學校滿足不了社會要求。中央的態度也是很明確的,所以北京首批民辦中小學就出現了。”
匯佳學校是1993年4月申報的,7月獲得了批準。當時學校名字還叫匯佳小學,當年只招到了39個學生。王家駿說,從民辦學校發展初期,我們的人事制度就是不利于民辦學校的發展的,那時到民辦學校做老師的,基本都是退休教師。學校可以稱公立私立,但教師不能分公立私立,這是不科學的。師資問題可能也是最初民辦學校發展遇到的最大的困難。
“遺憾的是,原來北京首批16所民辦學校現在已寥寥無幾,絕大部分都垮掉了。”王家駿分析,有的學校是因為定位不對,初期辦學的人很多是老教育工作者,這些人懂得教育規律,但市場意識不夠。跟在公辦校的后面走,生源又不如人家,最后只能被淘汰。企業家辦學對市場會比較敏感,但解決市場需要的同時還要辦出質量、特色。所以真正能成功的是既尊重教育規律,又懂市場規律的辦學人。
王家駿認為,從1993年到1999年可以算作匯佳的生長期,1996年他擔任校長之后,匯佳的學生數量基本每年翻一番,到2000年時已有2000多人。
“對于匯佳的發展,當年我就提出,公辦校沒有的我們要有,公辦校有的我們要優。因此匯佳實行住宿制,開展國際教育。2000年以后,匯佳的發展進入成熟期,因為我們基本把引進來的變成自己的,形成一套辦學理念,打造新型、高品位、國際化的學校。2008年尤其2010年以后,我們也已經不是出國教育,而形成完全教育,打造培養完全的人的體系。這也讓匯佳開始了一個發展的新階段。”
探路者自述·幼兒園
從親子園到幼兒園,邊探索邊解惑
●紅黃藍教育機構創始人、總裁史燕來
1994年,北京市出現了第一家民辦幼兒園。1998年,紅黃藍創立了國內首家0-6歲親子園,“親子園”這個概念也首次在大陸出現。
“1998年1月我生了兒子之后,就發現自己不知道該怎么帶孩子,而周圍也有很多年輕媽媽有這種困惑。于是我就想著創辦一個早教機構,能解決自己問題的同時也能幫助她人。”
紅黃藍教育機構創始人、總裁史燕來回憶,當時從社會、家長方面對早期教育有著很強的需求,而且政府1997年施行的《社會力量辦學條例》也提出“對民辦教育進行鼓勵和支持。”我們注意到,政策所支持的不僅是人們熟悉的職業教育、成人教育,也包括學前教育。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史燕來帶領團隊創立了紅黃藍親子園。2003年,紅黃藍又在北京成立了第一家幼兒園,從此開啟了0-6歲一體化,“親子園+幼兒園”互動發展的連鎖模式。
“我認為民辦幼兒園近20年的發展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史燕來認為,第一個階段可稱為萌芽期,大致從1994年到1996年,這一階段以單體辦園為主;第二個階段是從1997年到2009年,這一階段可稱為發展期,民辦幼兒園從單體辦園向集團化、合作辦園、國際化辦園方向轉化。到2004年左右,北京民辦幼兒園的數量開始超過公辦園,并逐步發展壯大;從2010年至現在,民辦幼兒園的發展開始進入成熟期,國家開始加大公辦園的建設,同時鼓勵民辦園的發展。民辦幼兒園的發展開始規范化、品牌化,面臨著發展新機遇。
史燕來感慨,在紅黃藍發展的歷程中,有很多同行業民辦幼兒園會遇到發展困境,甚至有些難以堅持下去,有的民辦園曾找她們談收購,談合作。“究其原因,首先民辦幼兒園的創辦成本很高,需要持續對人力、物力進行投入,沒有持續的資金支持很難堅持下去;其次,很多民辦園在加強科教研發方面存在困難,缺乏教育教學培訓的支撐及科學的管理能力,質量無疑會受到影響;第三,民辦幼兒園的教師不像公辦園的老師有編制等保障,需要民辦園在文化等方面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保證師資穩定。”
眼下,家長的要求越來越高,需求更加多樣化,教育投資也越來越理性和成熟,紅黃藍的發展歷程對其他早教機構或許有一定借鑒意義。因此史燕來也建議民辦幼兒園第一要有核心競爭力、核心教育產品,專注于特色研究,每一個幼兒園都應該是不一樣的,幼兒園之間應該學習但不能簡單復制。第二,要注重企業文化的打造,用企業文化助推團隊建設,凝聚人心。第三,建立長期支持發展系統和機制特別重要。
“未來任何有一技之長的人都能做老師”
20世紀末21世紀初,國內的遠程網絡教育隨著互聯網的興起而逐漸發展起來,很多民辦教育機構參與到職業培訓、學歷教育等領域的遠程教育中來。然而,由于資金、業務模式等各方面的原因,最初創業的大部分遠程教育機構都沒能存活下來,只留下來為數不多的幾家口碑好的在線教育培訓機構。近些年,隨著互聯網技術以及移動互聯技術的快速發展,遠程教育也迎來了發展的新節點,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機遇與挑戰。
探路者自述·網絡學歷教育
網絡教育已實現突破式發展
●黃波,弘成教育集團董事長
“從1999年到2005年左右,北京的各類網校大概發展到幾百家至上千家,但時至今日,其中90%以上的企業都倒閉了。”在弘成教育集團董事長黃波看來,弘成教育能夠在十幾年的激烈競爭中發展壯大,抓住機遇并在業務模式上不斷創新,這離不開大家的努力,也有一定的幸運成分。
1999年,國內互聯網全面興起,很多人都在探索互聯網業務模式,挖掘創業機會,網絡教育就在那時候引起了人們的關注。很多八九十年代沒有機會上大學的人渴望接受高等教育;由于教育資源分配問題,很多教育資源稀缺地區也希望通過遠程方式獲取教育資源,這使網絡教育的需求非常旺盛。
“1999年教育部批準4所院校開展遠程網絡教育,我們抓住了這個機遇,以校企合作的模式與中國人民大學簽署了戰略協議,并與人大一起合作開展網絡教育試點”。黃波認為,當時的互聯網業務模式在收費和物流上都存在很大問題,而網絡教育在這方面卻沒有受到太大壓力。“當時最大的問題是帶寬,但我們可以把學習資源壓縮到適合當時網絡環境的程度。”
回首走過的路程,黃波認為他們還是贏在了業務模式上,即在旺盛的網絡教育需求以及國家政策的大背景下,與高校合作做起了網絡學歷教育服務。“在當時,也有不少企業試圖利用網絡教育開展職業培訓和非學歷教育,但終因時機、市場并不成熟,教育資源緊缺等問題,最后多以失敗或轉型告終。”
在大的發展方向中,弘成逐步發展成以網絡教育整體服務、技術服務為核心的綜合教育集團,并相繼與中國農業大學(招生辦)、南京大學(招生辦)、重慶大學(微博 招生辦)、東北財經大學(招生辦
東北財大學生處招生辦公室聽眾:20493人
+收聽已收聽最新消息 2013年12月10日 10:53我校2013年高招錄取各項分數統計已經發布,2014年東北財大歡迎您的報考和關注!查詢網址:http://url.cn/2Z2wcj 更多)等數十所高校開展了多種模式的網絡教育合作。在中小學教輔領域,弘成旗下101網校、答疑網的業務也穩步發展。
“實際上,從2005年web2.0時代到來,網絡教育新的模式已經出現。而從2010年到2013年,可以說網絡教育已經實現突破式發展,如‘慕課’等國外新興在線教育模式已經滲透進來,在某種意義上網絡教育已經讓傳統教育產生了深刻變革。”黃波指出,在帶寬以及移動網絡逐漸發達的今天,網絡教育的成功機會將更多。
在中國,未來的發展要抓住兩個市場:一個是成人學歷教育和以職業為導向的非學歷教育,一個是中小學課外輔導。成功的企業應將線上線下資源進行最優化整合,充分滿足用戶的體驗和需求。“未來我們的平臺一定是基于云端,且能夠滿足多種客戶群體,讓人們隨時隨地進行學習互動。網絡教育一定會更加社會化、個性化。人們的學習也一定可以更簡單,更快樂。”
探路者自述·網絡培訓
想學任何知識都能從網上找
●朱正東,正保遠程教育董事長、CEO、總裁,公司聯合創始人
2000年正是國內網絡產業低潮期,而學通信出身、很早便接觸互聯網的朱正東,卻在一個偶然機遇中想到可以采用互聯網的形式來做會計遠程教育。
“那時國內財會人員的教育存在一定程度的缺失,加之囿于條件限制,大量財會人員自從離開校園后,便很難擁有接受正規教育的機會。當時我國有1200多萬名財會人員,但能接受良好教育的卻很少,主要原因有兩方面:一是會計工作相對于其他行業比較繁雜,會計人員培訓機構良莠不齊;另一方面,在中小城鎮和廣大農村地區,教育硬件設施和師資普遍缺乏。”在朱正東看來,這也為網絡遠程教育提供了契機。
“當時通過網絡來做會計培訓的市場需求量很大,我認準走這條路一定能獲得成功,”朱正東說,有了目標后他就開始招兵買馬,2000年成立了正保遠程教育,2001年2月,他創辦的“中華會計網校”正式運行。
然而,公司創立初期就遭受了重大打擊,遲遲沒有收益。幾百萬元的投資扔進去,第一期只招了十幾名學員,總收入不過幾千元。回想起當年的情況,朱正東感慨萬千:公司發展初期最困難的是如何找到合適的人才,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組建成一支強有力的團隊。“在創業初期一般的企業可能都缺乏足夠的資金。雖然我們有明確的目標,雖然我們有一腔熱血,但在這種情況下,凝聚力從哪兒來?怎么能讓大家明白我們所從事的事業的遠大前景?這非常關鍵。”
“要說當時沒有灰心是不可能的。但那時發生了一件事,即考試前一天,還有人拿錢來報名說自己有許多疑難問題,但找不到老師,希望能報名學習,學一點是一點。”朱正東認為,這件事驗證了遠程教育的存在是社會和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
果然,到2001年底,在得到一些投資后,公司走出低谷。2002年,公司的經營開始有了起色。2003年,公司達到收支平衡,隨后情況逐年看好。2008年7月30日,正保遠程教育在美國紐約證券交易所成功上市。“這些年來,有很多人、很多公司介入過網絡遠程教育行業,但現在已所剩無幾。幸運的是,我們活下來了。”朱正東總結創業經驗,第一是堅持,克服你所遇到的各種困難;第二是調整,永遠要適應市場的變化,不能一成不變。
談到遠程教育的未來,朱正東認為遠程教育必然會走向開放。任何一個有一技之長的人都可以成為老師。同樣想學習任何相關知識的人都可以從網上找到相應的課程。“隨著時代的發展,移動應用不斷進步,還有開放技術更多地涌現,遠程教育的前景必然會更加輝煌。遠程教育必然會成為教育的主流模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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