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五四青年節前，習近平總書記在給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2009級本科團支部全體同學的回信中提出，“只有把人生理想融入國家和民族的事業中，才能最終成就一番事業”。

《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描繪了中國的美好藍圖，鼓舞著青年追逐夢想的決心。青年的人生軌跡與國家密不可分。當代青年需要行動起來，緊跟時代前進的腳步。

為此，我們特編發了這組報道，從房子、孩子、就業創業等青年群體最關心的話題出發，看看年輕人在想什么，想做什么，《決定》又給年輕人帶來了什么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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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子是理想，但不是全部

肖楠，27歲，新疆人，今年7月研究生畢業，留在北京工作，面臨買房壓力。

不知從什么時候起，肖楠開始不太愿意參加同學聚會。“說不了幾句就房子車子，感覺壓力好大。”肖楠皺著眉頭說。

話題的轉變大約是從大學畢業后開始的。肖楠的同學有的直接參加工作，也有的繼續讀研。掛沒掛科、交沒交男女朋友不再是主流話題，大家談論更多的是工作如何、待遇怎樣、什么時候結婚、買房沒有。

肖楠選擇繼續讀研，畢業后留京工作。前不久，長三角地區的幾個中學同學聚到一起。3個留在蘇州的同學中，有兩個已經買了房“定了下來”。

“讀博真是一條不歸路。”在蘇州大學讀博的楊海男，自嘲是導師的“小黑奴”，學校每個月給他們的補助是1000元。他私下里告訴肖楠，自己平時很少跟另兩個同學聚會。“眼瞅著他們都在這里安了家，自己還漂著，有點不平衡”。

研究生畢業的時候，張海男拒絕了某市知識產權局的工作而選擇讀博。后來去該局工作的同學告訴他，轉正后收入能有1萬多元。“蘇州的房價1萬多元一平方米，這個收入，三五年也能買房了”。

但張海男不喜歡機關事業單位，覺得過于機械化。“我挺喜歡搞科研的，博士畢業后想出國，繼續做專業研究。” 張海男說，照這個狀況，買房“還得有些年頭”。

這次小聚聊起很多同學，肖楠發現，本科畢業4年，分水嶺漸顯。班里已買房結婚的同學，竟然快過半數。

肖楠的閨蜜劉湘也買房了。大學畢業后，劉湘被家鄉的電力系統錄用，工作3年，就和同事買了房結了婚。這讓肖楠和“駐外”的同學們非常羨慕。“畢業回去的同學混得都不差，幾乎都是3年買房，5年買車。”

劉湘覺得，在家鄉也能有好的發展。“我當初不留北京，就是覺得吃那個‘苦’沒必要”。

也因此，當得知肖楠打算留在北京的時候，劉湘極力反對。“家鄉雖然落后點，但如果能進個好單位，也是不錯的啊。北京房價那么高，有什么奔頭？”

但肖楠還是選擇了北京。“我喜歡現在的工作，北京的發展空間大，趁著年輕，真的想奮斗幾年，闖闖看”。面對肖楠的選擇，劉湘有點無奈，在她看來，肖楠太過理想主義：“理想能當飯吃嗎？”

肖楠并不是孤例。本科專業電子信息科學與技術、研究生搞環境工程的趙向陽，卻懷有一個新聞夢。學生時代他是校媒的骨干，畢業后，憑借自己的工科背景和校媒經驗，趙向陽如愿進入一家科技類報紙。

此后，趕稿子成了家常便飯。但每每有滿意作品出爐時，趙向陽都忍不住要跟好友分享。在他看來，“能夠做自己喜歡的事，才是自己想要的”。同批進報社的員工中，他是表現最優秀的一個，但工資最高的月份，也只有6000多元。這與北京動輒四五萬元一平方米的房價相比，有點杯水車薪。

他心里清楚，在北京，靠自己買房不現實，很多畢業買房結婚的同學，不過是繼續“啃老”。

“爸媽辛苦一輩子攢點兒養老錢，我全拿來付首付？”趙向陽搖頭，“這事兒我干不出來。”

2009年12月至今，“國十一條”、“國十條”、“新國八條”，以及今年2月的“國五條”陸續頒布。但肖楠的男友并不看好調控政策。“買房是80后的剛需，光想著等政府調控降低房價，不現實”。

但每一個與房有關的政策，仍在觸動著兩個人的敏感神經。“北京幫”QQ群里激烈地討論“小產權房能不能買”、“房產稅要立法”。就連“農村土地流轉”也引來不少揣測：農村土地市場化是否可能降低房價？

一次活動中，肖楠認識了田靜，漂亮、高挑、有氣質是這個女孩給她的第一印象。但讓肖楠沒想到的是，田靜已在北京市海淀區小月河附近的憶展公寓住了近3年。

小月河是北京著名的蟻族聚居區，像憶展公寓這樣出租床位的宿舍式公寓，在小月河不下二三十個。田靜約12平方米的“家”，3張上下鋪住著6個女孩，她住上鋪，一個月300元。

田靜說，在家自己是個小公主。一畢業，家里就托關系把她弄進一所學校當教師。但田靜不喜歡這樣一眼就望到頭的生活，干了兩年，便辭職和姐妹一起“北漂”。

“剛來北京的時候，想法特別多，但現實給我好好上了一課。”3年中，田靜做過前臺、營業員、校對員，收入始終徘徊在兩三千元，頻繁換工作也讓她日漸低沉，直到在一家公司謀得一份人力資源管理的工作。

田靜進修了人力資源管理的課程，勤奮的品格也讓老板特別賞識。一年后，田靜的收入已經漲到6000多元，去年12月，她搬出小月河，在小西天附近和一個同事合租了一套兩居室，有了自己獨立的房間。“終于不用擔心起床吵著別人了。”她笑著說。

“對我來說，買房也許是一種奢望，但也沒準兒能實現。”田靜說，比起房子，她更享受在這里的成長和改變，“買房是理想，但不是全部，趁著年輕，慢慢來。”（文中人物皆是化名）（記者 李林）

去農村不止是種地喂豬

高建，27歲，成都市溫江區萬春鎮人，放棄城市回到農村創業。

高建今年27歲，從城市到農村，白手起家的他一步步建立起自己的事業。現在的他是成都市溫江區萬春鎮幸福田園花木營銷專業合作社的副理事長，同時也是兩家花木園林公司的所有人。

“簡直可以寫書。”27歲的高建這么形容自己的故事。

故事的開頭是在2006年。那一年，剛滿20歲的高建還是西南交大電子商務專業一名大三的學生，本著對專業的興趣，他打算做一個電子營銷的網站。

網站做成了，可是“賣什么”成了困擾高建的最大難題。從小看著父母拾掇販賣花木的高建，把目光投向了自己家里，“想了想，不如就賣自家的花木”。

高建并沒有把這當做一件大事。但一個突如其來的電話改變了他的生活。“說是通過網站看到了我家的花木，想來談談生意。”就這樣，高建意外地賺到了第一桶金。

通過自己建立的網站將自家的花木給推銷出去了，做成網站的第一年就賺了七八萬元，這對當年還只有20歲的高建來說無疑是一種鼓勵。

做下去，這是2007年離開學校時高建腦子里最堅定的想法。同學們大都或是留在成都，或是選擇去了別的城市。而當初一同建立電子營銷網站的同學大多去了互聯網公司任職。唯獨他早已打定主意：回家，回農村去。

他是同學里幾乎唯一一個回到農村開始自己事業的。

比高建小5歲的彭宇今年本科畢業。不打算讀研的他選擇加入找工作的大軍。

和高建那些同學一樣，在農村和城市之間他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后者。趕在就業季結束前，他選擇簽了一家武漢房地產公司，“是國企，家里也很滿意”。

在彭宇老家，“城里、工地、工廠”是人們的3大去向，總之“沒有人還留在村里”。和許多農村一樣，在彭宇的老家，人們大多出去打工，村里只留下老人和小孩。

彭宇也沒想過回去，他選擇離開的理由是“覺得農村沒什么前途”。“種地喂豬賺不了錢啊。”彭宇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

高建選擇回家，理由簡單而又直白：“能賺錢啊。”

成都溫江區，以花木種植業聞名。溫江的農戶大多以種植花木為業，高建老家萬春鎮也不列外。高建相信，在農村能做的遠不止“種地喂豬”這么簡單。

以自家種植的花木為依托，高建成立花木園林公司從事網上的花木營銷。事業起步可以說是順風順水，家里的花木銷售總額從過去的十幾萬元，一下漲到了五六十萬元。

這在老家引起了不小震動。在鎮上，高建變得小有名氣。鎮上的幸福田園花木營銷專業合作社偷偷瞄上了他。不久，合作社內成立了網絡營銷部，邀請高建加入。自此，高建從幫自家營銷花木發展到了為合作社社員和商戶營銷花木。

網絡大大拓展了市場的半徑。現在萬春花木已經銷往重慶、貴州、河南、河北等多個省市。每年通過網絡營銷出去的花木價值在800萬～1000萬元，占合作社銷售總額的70%～80%。網絡已經成為合作社出售花木的重要手段之一。

與高建不同，成都青白江區福洪鄉的蘭祥一開始并沒有打算回農村老家。2008年大學畢業后，他在成都找了一份房地產銷售的工作。2010年，眼見父母身體不好，他辭去工作回到了農村家里。福洪鄉的農戶以種杏為業，回到家的蘭祥一邊在家管理杏樹，一邊把種杏的農戶們組織了起來。

福洪鄉有一個優質杏協會。過去，協會有名無實，加入協會的蘭祥想的是“怎么把協會搞活絡”。

蘭祥首先把區農發局的專家請下來講課，組織農戶接受培訓。“如今政策好。”蘭祥的目的就是讓每個農戶享受到政策的好。他們還與四川農業大學的教授建立了合作，引進教授們培育的優良品種。

當地的杏果節和杏花節也在蘭祥手上發揚光大。每年三四月和六七月，鄉里會分別組織杏花節和杏果節，可是因為道路不好，來的游客總是不多。蘭祥從區里要到了一筆資金，重修并拓寬了通往鄉里的馬路。蘭祥又發動親朋好友在微博、QQ、微信、貼吧里宣傳福洪鄉和杏果。

來玩的游客一下多了起來，“多得路兩邊車都停不下”。而過去只賣一兩元一斤的杏子到杏果節的時候能賣到10元一斤。

從城里回到鄉下，蘭祥并不后悔，“坦白講，收入和以前在成都工作差不多”，但如今所做的讓他更有“事業的成就感”。

高建則把兄弟姐妹都拉進花木的生意。“現在改革，以后考核官員都不看GDP。”他躊躇滿志，對未來有著自己獨到的見解，“城市的環境，綠化將成為一個城市發展的重點。”他的目標，是在全國乃至全球建立起自己的花木帝國。（記者 徐霄桐）

外地媽媽的教育經：且行且看

安可，34歲，安徽人，在北京工作10年，孩子5歲半，為上學問題發愁。

安可的女兒5歲半了，為了應付明年的“幼升小”，她把女兒轉到了一家培訓機構開辦的學前班。

這是今年9月的事，安可認為這是“不得不”做的事。

安可和丈夫“漂”在北京已經10年了。年輕的時候，他們覺得戶口就是一張紙，買房、買車什么都不耽誤，有沒有都一樣。但是，從安可懷孕開始，那張紙就如同一張網，把他們纏得喘不過氣來。

在女兒7個月大的時候，安可去小區里的幼兒園報名。拿過幼兒園傳達室大爺遞過來的登記本，她才發現自己已經輸在了起跑線上，有的父母早在孩子還沒出生的時候就登記了，填的是預產期。

“戶口在這兒嗎？”大爺看安可搖頭，頗為內行地告訴她，這附近七八個小區的孩子都盯著想上這個幼兒園，要么找關系，要么就趕緊找別的幼兒園。

那時候，安可只有29歲，對“母親”這個角色的理解尚停留在讓孩子吃飽穿暖的層次。顯然，這是不稱職的表現，安可開始研究片區、學區房，跟同事們討論幼升小、小升初，中考乃至高考。

但是，每個話題都不輕松，每種方式背后都是數不盡的彎彎繞。如果說幼兒園階段還能“將就”，那小學是萬萬不能的了。

安可買不起學區房，除了到時候托人找關系，只能讓孩子“裸考”。而要考試，之前的各種才藝學習、知識儲備就是必不可少的了。

從女兒3歲開始，安可就給女兒報了鋼琴班、舞蹈班、繪畫班，再加上英語課，小姑娘周一到周五只有周四一天可以按時回家。她希望女兒能參加一些考試，拿到一些證書，將來好歹有些優勢。

就在女兒上了學前班不久，北京就啟動了高考改革，比如降低英語分值，實行社會化考試，一年兩次考試，學生可多次參加，按最好成績計入高考總分，成績3年內有效。

不過，這個在媒體上討論得沸沸揚揚的消息，在安可那個QQ群里并沒有太大反應。群里都是“隨遷子女”的家長，很多人的孩子不是出國，就是要回戶籍所在地參加高考。

直到11月15日，這項政策有了“全國性”的表述，安可才開始正視變化的到來。

在《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北京的上述變化是這樣表述的：“探索全國統考減少科目、不分文理科、外語等科目社會化考試一年多考”。

安可隱約覺得，等到女兒18歲時，回老家高考可能不會那么恐怖了。起碼，她的同事是這么安慰她，“總比我們能好些”。安可的同事每天看著晚上10點才睡覺、周末去中科院做實驗的閨女，愁得跟什么似的，“會做實驗有什么用？我們老家的高三學生每天自習課都要上到晚上10點”。

安可開始關注這方面的新聞，關注那些以前從來不看的晦澀文件。從“從義務教育免試就近入學”到“破解擇校難題”，從“試行學區制和九年一貫對口招生”到“實行公辦學校標準化建設和校長教師交流輪崗，不設重點學校重點班”，每一條都讓安可喜憂參半。

在一個教育論壇里，已經有家長給出了“理性”分析：“校長教師交流輪崗，長期實行下去肯定會有好的效果，但教育資源不平衡不可能一朝一夕解決。今年小升初‘坑班’消失，家長們選學校不是容易了而是更難了。”

教育改革的拼圖到底有多少塊，等到女兒高考時能不能拼完整，安可完全沒有概念，她能掌控的只有一條：拉著女兒的手跌跌撞撞地且行且看。（文中人物皆是化名）

養二胎給了我們換一種活法的機會

馮迪，31歲，浙江臺州人，妻子是獨生子女，2013年剛有了第一個孩子。

“你會生二娃嗎？”

面對這個問題，馮迪淡定地回答：“應該會生倆吧。”

同一個問題，馮迪的姐姐馮莉就決定不要二胎。理由是，生二胎的精力、金錢“成本賬”居高不下。她用女兒的周末輔導班舉例：“家長周末都花在接送孩子上面了，如果養兩個，人不是要累死啊？”

但馮迪卻認為：“參加這么多輔導班沒啥意義。”在他眼里，小侄女過得“很慘”，“沒有雙休日，一周上7天課，簡直摧殘少年兒童。讓我一周上7天班，別說連續三四個月，要是連續一個月，我肯定瘋了。”

他正是看到小侄女的辛苦，才決定：“我的寶寶，以后每周最多上一天輔導班。”

“單獨二胎”政策最多只能覆蓋到2000多萬人，但它撬動的，可能是一個國家年輕父母的教育觀。

馮迪就認為，二胎家庭才能做到少上輔導班。“只有一個孩子，如果你不給他安排項目，他就很孤單寂寞，兩個孩子就可以互相作伴，反而省心。”

“但是周圍孩子都去輔導班，你不讓他上嗎？”馮莉問，“會不會和周圍小朋友不一樣？聽說有的小學老師，上課講得很淺，內容都在輔導班教，不能不去上啊。”

“不上就不上唄，非要跟人家比較干啥？”馮迪反問，“如果產生了厭學情緒，反而更不好，在學校上課都沒興趣了。”

“如果兩個娃都只能接受差一點的教育，還是生一個比較好。”這是馮莉的教育觀，而弟弟卻相反。

其實，馮迪自己就是周末少年宮的數學輔導老師。但他總跟學生說：“不要每個周末都排滿，至少留一天讓自己出去玩，放松心情。”馮莉信奉的是“精養”的育兒觀念。她買了一大堆育兒書籍，孩子5歲前還請了一名專職保姆，上小學后也是每天接送。

“一個阿姨都還不夠，還得我幫把手，不然她得一直盯著孩子，都不能吃飯了。現在電器、插頭什么的都不安全。如果有兩個孩子，大人還怎么帶得了？”馮迪則反駁：“窮有窮養，富有富養，就看每個人自己怎么想的吧。我覺得親人帶孩子比較好。”

他舉了個例子：他的一個男同學，從小在家就是保姆照顧，父母負責賺錢，很少費心照顧他。結果他現在雖然結婚了，但家庭觀念就比較淡漠，“下了班不怎么喜歡回家，也請了個保姆料理家務。”

作為80后的馮迪，就是和姐姐在巷弄里“一起玩著長大的”，家長從不接送上下學。獨生子女的“金貴”，讓很多家長不敢再“放養”孩子。

馮迪希望，二胎政策能讓他的下一代重新回到“讓孩子皮實”的“放養教育”中。

在輔導班上，他就看到有小學六年級或初一的孩子領著弟弟妹妹來上學。“有一年，班上一個女生有弟弟。我上課一拖堂，她弟弟每次都在門口巴望著。孩子有兩個的話，也會相對聽話，不嬌氣。”

對于“二娃”的經濟成本賬，馮迪并沒有過分擔憂。

從寶寶出生到現在，他們沒有買過一件嬰兒衣物，全都是親戚朋友送的。“因為我這是頭一胎，親朋好友送來的尿布都用不完。否則每天尿布大約需要12元，其實也是不小的開支。”馮迪說，“我們開銷不是很大，一個月奶粉1000元。不啃老的話，2000元是至少的，3000元也不奇怪。”

“其實如果養二胎，會比一個孩子經濟一些。”

“二胎可以用頭胎孩子的用品，嬰兒衣物男女都可以通用。”他舉了一部80后童年很熟悉的日本動畫，“你看過《櫻桃小丸子》沒？小丸子用的一切都是她姐姐用過的。當然，如果孩子性別不同，花銷就變大了。這些都是變量。”

有機會要兩個孩子，對于“獨一代”的80后和90后，將可能是改變幸福觀的政策。

“我們生活在一個很物質的社會，工資漲幅跑不贏CPI漲幅，關系到孩子的各種花銷都很昂貴。所以，我們在拼命掙錢，然后為了孩子咬牙砸錢。但是否這就是我們所追求的幸福生活？”馮迪給出了他的思考，“也許，平平安安養大一男一女，不要過度追求所謂‘品質生活’，別給孩子太多壓力和要求，大人和小孩才會活得更幸福。養二胎，也許等于換一種活法。”（記者 莊慶鴻）

從“月”到“天”，創業手續簡化進行時

馬德龍，29歲，山東日照人，兩年前開始創業。

2011年8月6日，農歷七夕節，馬德龍和朋友合伙成立的“3W咖啡館”，在北京中關村籍海樓的對面豎起了招牌。這個26歲的年輕人，在畢業5年后，最終走上創業之路。

而“創業手續”4個字，曾令這位北京郵電大學的高才生頭疼不已。

馬德龍告訴記者，他創業源自一個屬于年輕人的靈感：2006年，剛從工業設計專業畢業的他，就獲得了騰訊公司交互設計的崗位。“做互聯網是我的興趣，咱們現在使用的Windows版QQ的構架，還是我們那時設計的。”馬德龍驕傲地說，“后來，我換了幾次工作，但我和朋友們一直有個愿望：互聯網是個開放平臺，‘碰撞出火花’，能不能做個互聯網圈子自己的咖啡館，給年輕一代的互聯網從業者，提供這樣一個開放、專業、休閑的交流場所？”

類似平臺馬德龍一直沒有找到。于是，他和幾個朋友決定自己設計一個——“3W咖啡館”的創業點子誕生了。“除了售賣咖啡之外，它應該還包含行業沙龍、天使投資、俱樂部、企業公關、會議組織等活動。”后來，馬德龍得到圈內人士的熱情資助后，辭職專心打理咖啡館。

但讓他始料不及的是，期間，“繁雜的注冊手續”竟比籌措資金更難。

“工商局、稅務局……不知道跑了多少次。有時候好不容易到了，又被工作人員打回來，說我們少一份這個材料，這個材料補齊，工作人員又說那個材料不合格……來來回回折騰，辦成一件事，跑三四次算少的。”

對此，北京大學化學博士倪博也深有體會。2012年5月，27歲的他和朋友創立了一家機械化工環保領域的公司。“與互聯網不同，化工這塊是實體產業，需要的證更多，各種經營證、使用證、生產許可證，加之排污、環保等方面，都讓我們壓力非常大。有時，一個手續要跑七八趟。”

據了解，一家新公司的注冊，至少要經過核名、提供證件、審批、刻章、驗資、申請營業執照、申請組織機構代碼證、申請稅務登記證等環節。如果注冊對環境產生污染的企業，還需要進行環境評估等環節，手續則更為復雜。

馬德龍笑著給記者回憶了公司核名環節的“遭遇”：“我們最開始想取名為‘北京3W文化傳播有限公司’，可是工作人員怎么都不同意，覺得像一個非法組織，為了用這個名字，我們跑去解釋了7次。”最后，馬德龍還是花了一千多元錢，找了一家“代辦公司”，跑了兩個多月，手續才全部辦完。

在“3W咖啡館”，馬德龍認識了不少渴望創業的年輕人。他告訴記者，幾乎所有人都抱怨過程序難問題。“注冊企業代辦公司能夠有生存的空間，也間接說明了創業流程的繁瑣、復雜”。

曾在加拿大留學的創業者謝殊亦感觸頗深。歸國之后，謝殊創立了一家公益性舞蹈藝術交流平臺“均然藝術”。“國家已經發展到了新一代年輕人更注重精神層面追求，包括跨文化交流。”他慨嘆，“但是，即使是非營利性公司，創業手續也不簡單，我干脆委托別人代辦。”

而近一年以來，情況悄然起了變化。在馬德龍眼里，創業手續“從‘月’變成‘天’”。

《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要著力解決市場體系不完善、政府干預過多和監管不到位的問題。

從今年年底開始，北京市工商局也開始實施《關于簡化工商登記程序優化準入服務的意見》，為申請人辦理營業執照提供更多便利，降低企業辦事成本。

在馬德龍的直觀感受里，十八大后，“簡政放權”的春風已經拂面而來。今年7月，他又開啟了一個創業項目——拉鉤網。“拉鉤網的注冊程序，比3W咖啡館快得多，銀行等金融服務環節也省了不少事。我原來花一個月能完成的事兒，現在只要兩三天就辦完了。而且，國家政策在資金和通道上，都給了我很多優惠。”

如今，成立兩年有余的“3W咖啡館”在互聯網圈內已小有名氣，馬德龍的公司也在為青年創業者提供創業服務。據他介紹，有兩個中學生帶來了自己很好的創業點子，在他的幫助下，很快便找到了天使投資。

因為給青年的創業服務提供得不錯，這兩年，北京市工商局經常來馬德龍的公司調研。“工商局局長來了解過情況，問我們創業中存在的困難和問題。”馬德龍告訴記者，“為了解決程序復雜繁瑣的問題，工商局還專門為我們開辟了集中辦公區域注冊，一個桌子就可以注冊一個公司。”

“讓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資本的活力競相迸發，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這是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里的話。

這句話已在馬德龍身上得到了注解。“創業有風險，創業需謹慎。但是政策的鼓勵，對年輕創業者是莫大支持。”他說。（實習生 蘇夢迪 本報記者 王夢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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