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藝術遇到科學：2013年諾貝爾生物醫學獎獲得者昨與中國美院藝術家對話

一位是20世紀50年代中期出生，在過去的30年，一直致力于自己最初的研究領域；另一位同樣在中年時期，獲得專業領域至高榮譽。

兩位男神級專家，相遇在“科學+”活動現場——

美國科學家托馬斯·聚德霍夫教授，由于揭示了思維是如何在神經中發生傳遞，成為2013年諾貝爾生物醫學獎獲得者；

宋建明，中國美院副院長，色彩學專家，創立了中國城市色彩規劃理論體系和實踐方法體系，成為中國色彩學首席科學傳播專家。

這兩位藝術界和科學界的高手，來了一場對話。現場的托馬斯，嚴謹、中肯，他說得最多的一句話就是：“很抱歉，我有點不同意您的觀點。”而宋建明，表現溫和、儒雅，他對藝術的科學性有一種渾然天成的奇妙解讀。

第一次不同意：科學與藝術，不是理智與情感的交鋒

對于世界頂尖科學家與藝術家的對話，主持人替大家提出了一個疑惑：科學家和藝術家這兩種角色，是不是代表了人類的兩種不同的思維方式，就像簡·奧斯丁的小說里描述的，這場對話，是不是一場理智與情感的交鋒？

“很抱歉，我可能有點不同意這個說法。”托馬斯并不愿意順著他不接受的邏輯思考。

“也許因為我是科學家，我喜歡清晰，喜歡透明度。我認為這部小說，可能是想要展示感性和夢想、現實之間的沖突。”

托馬斯認為，藝術與科學并不是理想與現實之間的對立。“藝術和科學，只是人類兩種不同的努力的途徑，藝術可能是從個人的角度出發，科學是從非常客觀的角度出發，也就是非個人的角度。但是我們的目標是一樣的——都是要去描述現實的，只是我們的角度是不同的，會用不同的方法達成目標。科學家用科學描述現實，可以通過數據等一些事實，讓所有的人都能夠信服；藝術家往往用個性化的方法描述作品，是很多獨立的創作。”

再一次不同意：科學的過程要尋找邏輯，還要打破邏輯

在對話之前，宋建明對托馬斯的研究項目做了不少功課，他很快找到了共通點：“托馬斯博士研究的是細胞的運作規律和人這個生命體的關系，而我的研究，可以把城市看成一個生命體，城市生命的健康狀態、面貌狀態都是通過建筑和建筑的色彩來呈現的。”

宋建明說，色彩在每一個建筑的風格形成和色彩之間是一個什么關系？這是他需要尋找到的邏輯規律，“我發現這些色彩來自于地理、歷史、人文之間的關系，這些關系有邏輯的銜接和起點。”

宋建明的工作室對中國將近60個城市的色彩進行調研，他們找到了這個規律，他認為這是藝術工作中，蘊含的科學特質。

“抱歉，我又有點不同意您的觀點。”

托馬斯認為，其實有時候，科學的過程需要打破邏輯，這樣才能克服既定經驗的模式，能夠更進一步接近真理。在托馬斯看來，藝術也有同樣的方法。“比如在西方傳統當中，藝術是創新的，他們改變了我們看待事件和事物的方法，打破了既定的傳統的邏輯紐帶。而科學其實也是以相同的方法，我們很多的前景不是只由邏輯推動的，而是用相反的思維來推動。”

宋建明說他可能更積極一點，他相信邏輯是起點，也是終點，只不過它在變化、進步。“邏輯是一種觀念，觀念是由于某一個時代人的經驗的產物，不管是西方還是東方的藝術，其實都是先要建立邏輯，然后逐漸地當邏輯進行非常清晰地掌握之后，我們在更多的實踐里發現邏輯的局限，所以我們很多人要創新，形成新的邏輯或者觀念。我們用中國古語來說，從無法到有法，這是一個很高的層次。”

第三次不同意：小時候，藝術不一定要與科學融合

現場有一位工業設計領域的創業者，他提出一個疑惑，在他的團隊里，科學和藝術并不能順利融合、溝通，科學背景出身的同學，藝術素養不夠；學藝術的同學，科學思維能力又跟不上。

宋建明曾經在法國留學，他談到中西方教育的比對，“中國人口多，競爭太激烈，于是我們的學生在從小的教育里面比較偏科，為了應試，所以我們在藝術和科學的教育上，沒有很好地在早期進行融合、發酵，在科學的體系里，藝術、人文教育比較弱，在我們美術學院里，學生對科技的內容相對是比較陌生的。”

宋建明作為一個學者，在思考用一些手段，讓藝術跨界去和科學銜接。當然他更希望孩子小的時候，就能夠有這樣的經驗。

托馬斯好像不太同意了。他認為科學知識，小時候懂得不多沒事兒。許多科學事實，孩子長大了了解都不晚。“小時候大人可能要提供給孩子更多的機會，學習他們長大后不太容易能夠習得的本領。”在這事上，托馬斯自己有個梗。他太太是中國人，他要學習中文這么難的語言，顯得后勁不足，“我只能說大概3個詞，但是我的孩子會說中文，所以如果他們不想讓我聽懂什么，他們就會說中文，我一點辦法也沒有。中文對于我來說，各種音調都是一樣的。”

要怪自己小時候沒有學中文嗎？在托馬斯教授很小的時候，他并不知道將來要娶中國太太，那到底學個什么語好呢？

他的核心觀點是：“創造性的爆發，很重要的一點就是，不要從童年時期給他們提供太多的科學工程數學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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