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教學是高校的正業和本業，這是一個簡單得不能再簡單的常識。但它又那么沉重，因為現實留給人們的印象是，教學壓根兒就沒在高校占據中心位置，而且越是重點大學，教學就越靠邊兒站。本文作者從高校“重科研輕教學、重創收輕教學、重外延建設輕內涵發展”等問題中抽離出來，從學術與行政的關系這一視角進行考察和探究，所獲得的更為本質和深刻的認知，可能更有利于找到問題的根源與解決的辦法。
大學的骨子里為何缺少“為求知而求知”
實事求是地講，教學與科研的矛盾、教學與服務的矛盾，這種現象是共性問題，不獨我國有，外國也有；不是今天才出現，歷史上就早已不是什么新鮮事。只要翻開160年前出版的英國著名學者紐曼所寫的《大學的理想》一書，就會知道這一問題在當時是多么引人關注。
學術與行政的關系，說大則大，說小也小。說它大，涉及高等教育與政治的關系、高校與政府的關系；說它小，涉及高等學校內部學術與行政關系、學校管理者與教師學者關系。不管怎樣，在我國，學術與行政關系尤為特別，異常特殊，二者始終纏繞在一起，纏來繞去，到最后總是學術被排擠、被邊緣、被淹沒，強大的行政力量滲透并支配著高等教育所有領域，大學的一切都被行政化了。這就意味著，在我國高校中，不是教學，不是科研，而是行政管理才真正居于中心位置，大學行政化是教學地位失落的真正原因。
我國有大學行政化的傳統，學術與行政從來沒有分離過。在古代，學在官府、學術官守，以吏為師。大學一直處于行政管制之下，從來沒有像西方那樣成為獨立的領地。儒家崇尚學而優則仕，學習和接受教育，第一目的和最高目標是讀書做官，骨子里缺少為求知而求知的種子。所謂受盡十年寒窗苦，求取功名天下知；所謂“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求知做學問，從來不是讀書人的主流價值觀。古人也有學問做得很好的，但這些大學問家，往往是在仕途不順時才改做學問并借以言志的。《左傳》講：“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再次立言”，可見，立言做學問實在是他們為官不成退而求其次的無奈之舉。唐詩宋詞乃中國文學之頂峰，其間不知涌現出多少文人才俊，李杜詩篇萬古傳。但要知道，李白、杜甫、白居易、范仲淹、蘇軾……他們都是為官遭貶才成就了文壇至尊地位。
詩在詩外。古人讀書從來不為做學問而做學問，從政才是根本目的。在他們心目中，只有從政，才能達成個人的政治理想和抱負；只有為官，才顯示出自身的地位和價值。如此，那讀書和做學問，只不過是從政的敲門磚和為官的跳板。所以，中國沒有發展起純粹的知識，這一點恰好與古希臘古羅馬形成了鮮明的對照。李約瑟難題“為什么近代科學沒有在中國而首先在西方國家出現”，我想答案也許就在這里吧。
“官本位文化”阻礙學術創新和教育進步
大教育家蔡元培的貢獻，主要不在于他的教育思想理念多么先進，因為他的教育思想理念其實在德國那里、在歐洲那里幾乎就是一種常識。因此，他的貢獻其實就在于運用那些先進的大學理念對北京大學進行了深刻的改造。眾所周知，20世紀初的北京大學就是個名利場，充滿著濃厚的讀書做官氛圍。那時的教師都稱呼學生為“老爺”，而蔡元培硬是立志要把大學變成做學問的一方凈土。他講到，讀書不是為做官而來，而是為研究高深學問，養成碩學宏才的學問家。他對北京大學的成功改造，不僅成就了他個人偉業，也使中國大學教育開始了從傳統到現代的轉型。
但這種轉型實在太艱難，官本位文化始終高懸于學術之上。計劃經濟時代，政府直接辦學和管理高等教育，高校不過是政府的附庸物，其招生、經費、人員編制、領導任命、教授任職、教學計劃、教材選用、教學內容等等，無一不是政府安排好的，大學的任務只是執行政府的計劃。改革開放后，開始改變政府辦教育的管理體制，后來更進一步提出建立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市場經濟體制的前提是自由、民主、法治和秩序，就高等教育而言，政府必須轉變職能，簡政放權，擴大高等學校辦學自主權，加強權力的合理配置與制約。
然而，改革的推進并不理想，行政權力至上沒有得到很好解決，甚至在某種程度上變相泛化和加深，以至于與現代高等教育制度漸行漸遠。正如有人所形容的，我國的高等教育，在形態上是現代的，在生態上卻是傳統的；面子是時髦的，里子卻是落后的，充斥的是典型的官場邏輯和規則，大學不僅成了政府的下屬部門，而且大學內部也等級森嚴：不同的高校存在著實際的行政級別，從副部長級到正廳級一直到副廳級；從高校黨委書記、校長到分管書記校長再到處長院長系主任一直到行政秘書，一線教師處于行政等級最末端；推而廣之，高校課題研究有等級、學術出版物有等級、獎勵有等級、項目有級別、人才隊伍有等級……一切都被等級化，學術活動行政化。大學教師和學者的活動及其成果，不是來自專家同行的判斷與肯定，而是依賴行政等級的認可。行政等級制雖然也有很強的激勵作用，但它畢竟是外在的力量，遵循非學術的邏輯，在根本上阻礙著學術的創新和教育的進步。
去除行政化擺正“教學中心地位”
因為官本位文化始終高懸于學術之上，在中國，那些被置于行政等級末端的最廣大的教師，從事教育教學工作，很少體驗到學術的自豪感和成就感，而那些居于行政等級上端的少數官員，卻掌握和支配著大量的資源，導致所有大學人拼命爭搶行政職位，攀爬行政階梯。這也不難理解為什么一個學有所成的教授或博士生導師卻寧愿競聘學校一個辦公室副主任或職能部門一個副處長職位的原因。在外人看來，尤其在外國人看來，很是不可思議，但對于高校內部人來講，教授或博導不過是個學術稱號，他們也不過是普通的老師，教授和博導的頭銜并不能給他帶來什么切實可支配的資源，但如果他們同時掌握一定的行政權力，情況就會大不相同。
從事學術是一項艱苦孤獨寂寞的工作，壓力很大，并且存在著相當大的風險性或不確定性，教學和研究無法保證人人都能成名成家，成功者畢竟少數，默默無聞者絕大多數。因此，在國人入世精神和當下意識很強的心理作用下，大學知識分子都在權衡著學術與行政的得失，從而會把選擇的天平傾向于從政一端，以換取即時的利益和實惠，況且在我國從政從來不會誤學問，甚至反過來更能增進“學問”。而政府或高校似乎也愿意順應人們這種普遍的從政心態，有意識地加以利用。比如，引進、延聘或者挽留他們認為的某些重要人才，多半會許以一定的官位，同樣，某人取得了一定的學術成就，也要給予一定的行政職務，如此方能顯示對個人的重視。當然，也因此達到對學術、學者管理的目的。官本位背景下，行政及其管理成了大學真正的中心，人們都向往著這個中心，追求著這個中心，圍繞著這個中心，利用著這個中心。無法帶來資源、地位、尊嚴的教學活動淪為學校工作的邊緣，一點兒都不顯得奇怪。
落實教學中心地位，如果不改變大學官本位的體制和機制，不確立學術至上的觀念與制度，是根本行不通的。好在國家已經注意到學術行政化的弊端和危害，明確提出要去除高校的行政化，建立現代大學教育制度，推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去行政化也好，建立現代大學制度和治理體系也罷，目的都在于改變政府與高校間的關系，正本清源，學術與行政各歸其位，各司其職，該是上帝的還給上帝，該是愷撒的還給愷撒。同時還要構建現代化的高校內部治理結構，真正還學術以尊嚴、還學者以尊重、還知識以尊崇。什么時候我們確立了學校本位、學術本位、學者本位，我們的大學就必然會走向興旺發達，學術創新和活力就會如泉噴涌，教學的中心地位就會得以真正落實，否則，一切都是空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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