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5月15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提高重點高校招收農村學生比例，讓更多勤奮好學的農村孩子看到更多的希望。一直以來，農村學生在大學尤其是高水平大學中比例趨減成為社會關注焦點，這一決定和相關政策的實質，是通過政府強制力，在維持高考統一錄取框架不變的前提下，通過定點定向突破，逐步扭轉農村學生的不利地位，實現對農村學生的“教育補貼”，是維護社會穩定，促進教育公平，推動社會階層實現正向流動的重要舉措，在中國高等教育史上必將產生深遠影響。
高考是選拔性考試，在確保公平的基礎上提高效率，根據人人平等的高考分數選拔優秀人才，效率與公平都是其追求的目標。然而，效率與公平也是一枚硬幣的兩面。實際上，教育在提高效率的同時，也在不斷制造著新的不平等——人與人之間因為受教育程度的不同而產生了更大的差異。追求差異是教育的內生驅動力。任何教育機構孜孜以求的目標，都是使自己的畢業生在社會中取得比其他機構的畢業生更大的成就。另一方面，教育在提高效率的同時，也在不斷消滅著舊的不平等——原來處于較低社會階層的人可以通過接受教育獲得人力資本，從而進入更高的社會階層。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教育在實現代際轉換、社會階層流動、改變個人和家庭命運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人們往往可以容忍現實生活中的很多不公平，但就是不能容忍教育不公平。因為一旦教育不公平超出了人們的容忍限度，就斷絕了人們對未來的憧憬和希望。在“不換寡而患不均”的思想根深蒂固的中國，人們對教育公平的呼聲和期望更為強烈和迫切。
在中國長達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中，相對公平的科舉制度對于維護社會穩定，實現代際轉換發揮了重要作用。盡管像蒲松齡、曹雪芹這樣的大文豪一次又一次無法通過科舉的篩選，也曾出現過“范進中舉”的悲劇，但總體而言，科舉制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促進了社會階層的流動。據北大哲學系何懷宏教授的研究，自宋代以降至清末科舉制廢除，在一千多年的歷史中，大約有三分之二的中舉者三代以前沒有出現做官者。也就是說，大部分白丁階層通過科舉制改變了自身和家族的命運。在漫長的封建官僚社會中，如果沒有科舉制，如果仍然沿襲了世襲制，很難想象中國社會能夠保持長期穩定的生態和結構。
然而，即使在科舉制中，也仍然存在著效率與平等之間的沖突。中國地域遼闊，東西南北之間差異巨大。由于各地教育水平參差不齊，完全按照一個標準錄取，即使實現了表面上的“分數面前人人平等”，也難免使教育不發達地區的考生處于不利地位。明初著名的“南北榜案”就是一個典型案例，《明史》記載，明洪武三十年（公元1397年）三月，南京會試發榜，由于中舉的51名貢士皆為清一色的南方士子，大批北方士子聚集在禮部門前鳴冤鬧事，認為考試不公，三個月后，朱元璋親自復核試卷，令人瞠目結舌地更改了錄取結果，最終錄取的全部是北方士子，而無一南方士子。自此之后，明代科舉按照南方60％，北方40％的標準取士，遂成定例，并一直延續至清代。
“南北榜案”揭示了一個深刻的問題：在基礎教育存在巨大差異的情況下，如何在效率與公平——不僅是形式公平，而且是實質公平——之間尋求新的平衡？教育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延續性與傳承性。古人說“詩書傳家”，前代的教育資源會通過財產、書籍、基因和氛圍等途徑傳遞到下一代，并且形成累積性效應。自唐代安史之亂以來，特別是南宋以降，中國的經濟文化中心逐漸南移，教育上的南北差異就此形成。19世紀中期之后，城市不斷上升為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和教育中心，城鄉差距日趨擴大，特別在教育領域，農村學生開始處于不利地位。特別是，在統一高考錄取制度下高校完全按照分數進行錄取，從表面上看似乎實現了“完全平等”，但實際上卻可能恰恰強化甚至固化了城鄉之間的不公平效應——經濟條件優越的城市“超級中學”和家庭可以用高額薪酬雇傭更優秀的教師對城市學生進行有針對性的訓練，而且往往效果顯著；它會激勵更有經驗的教師從農村中學流向城市的“超級中學”，從學校教育流向家庭教育，從而造成農村中學教學質量的進一步下滑。可以說，沒有農村中學的凋零，就沒有城市“超級中學”的繁榮。因此，并不奇怪，城市學生由于占據了師資、資訊以及培訓上的巨大優勢，從而能夠在高端分數段整體超越農村學生，使農村學生在進入頂端大學的競爭中處于不利地位。應當說，這可能是雖然農村學生考上大學的比例在提高但考上重點大學的比例卻在下降的一個重要原因。事實上，這種現象不僅出現在中國大陸，凡是有華人的地方——臺灣地區、香港地區、新加坡等——都曾面臨類似問題。這也許是因為華人社會特別擅長于通過培訓應對考試的原因。
這種由于城鄉差異帶來的矛盾已經不僅僅局限于教育領域，而且是快速發展中的中國在轉型時期所面臨的一系列利益沖突的深刻反映，因而也必須通過深化改革、科學發展加以解決。“985高校”作為中國高等教育的排頭兵，應當進一步在促進教育公平，推動社會和諧發展方面發揮示范引領作用，帶個好頭。近年來，一些“985高校”出臺了一些措施來切實提高農村學生比例，也取得了一定效果，但從長遠來看，更為根本的也許在于，高校必須從自身人才選拔和培養的需求出發，根據農村學生的特點，有針對性地設計相應的招生錄取制度，使提高農村學生比例成為高校招生的內生需求。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實現效率與公平兼顧的政策目標。“讓勤奮好學的農村孩子看到更多的希望”，這既是殷切期盼，也是號召與托付。用切實的行動點亮農村孩子心中的明燈，這是大學，特別是重點大學必須肩負起來的歷史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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