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費教育,這個乍聽起來可望而不可即的宏愿,已經不是第一次實現于國土之上。之前的陜西神木縣、寧陜縣、吳起縣、西藏自治區等地,都將這個看似很硬的骨頭啃了下來,也由此誕生了“神木模式”“寧陜模式”“吳起模式”等一系列新的樣板。

就在免費教育不斷從理想變成現實的時候,各種“入園難”“擇校難”仍不斷在許多地方輪番上演。于是,輿論不厭其煩地把“再窮不能窮教育”的簡單道理進行第N次的重申,可是,一些地方的政府部門一談及于此,不是抬出“資金投入不足”的老生常談,就是面有難色地向家長喊話要互相理解,不要操切。總之一句話,教育要錢,解決很難。

按說,不論是政府還是社會,不論是媒體還是家長,對教育之重的理解都不存在認知上的障礙,對教育投入不足的現狀也都有目共睹,可是,仍有不少地方政府患上了選擇性失明,將教育問題束之高閣以待來日。這種罔顧民生的做法其實是政府職能的錯位和失衡。根據世界銀行的分類,政府的職能分別在應對市場失靈和增進公平兩個方面,分為最小的、中等的和積極的職能。一些地方政府在應對市場失靈的職能方面出現了倒錯,在積極職能(促進市場建設)上表現出很高的強度,卻在最小職能(如提供純公共產品)和中等職能(如提高教育質量)上出現衰退。也就是說,地方政府積極躋身于本不應由它出面干預的市場活動,卻又消失于眾多本應由它堅守善治的社會領域,而教育就是其中之一。于是,這就出現了某縣教育局長所說的怪現象——“現在很多地方蓋大樓、修廣場都是大手筆,一談到教育就哭窮”,有錢蓋樓,沒錢辦教育,孰輕孰重？孰難孰易？

有人可能會說,府谷縣域經濟為陜西省首位、西部第6位,之前的吳起縣、神木縣也都是富縣,推行15年免費教育財大氣粗。可是要知道,并不是所有的富縣都實現了15年免費教育,而且別忘了,在“神木模式”“吳起模式”之后,還有一個“寧陜模式”——一個農民年人均純收入不足3800元的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率先在全國貧困地區實行15年免費教育,孰難孰易？寧陜縣縣長鄒成燕給出了答案,“地方窮,并不代表就應減少對教育的投入,關鍵在于有沒有想辦法”。

教育事有難易乎？為之,則難者亦易矣;不為,則易者亦難矣。可以說,在教育投入的問題上沒有什么“神木模式”“寧陜模式”,只有“想做”的模式和“不想做”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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