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0日，省城繁華地帶柳巷再次出現另類打拐場景，大學生志愿者們推著一個代表人販子的假人模特，拿著象征法律的木條小范圍巡游，宣傳打拐，尋找被拐兒童。

西裝墨鏡吸引眼球

10月20日10時左右，省城柳巷長風劇場門前，一個裹著黑色塑料布的假人模特被捆綁在一輛簡易的手推車上，上面寫著“人販子”三個白色大字，模特頭上戴著白色尖帽，帽子上也寫滿小字：“人販子，還我孩子”。

11個身著西裝領帶，戴著墨鏡的男子站在“人販子”兩旁，面無表情，手上拿著寫有黑字的白色木條，他們東西向來回游走，嘴里發出“微微嗚嗚”的聲音，棍棒也有節奏地杵著地面“登登”作響。

路人問：“你們在干嘛？”

“防拐、打拐，找孩子！”一位“西裝男”不厭其煩地告訴帶著莫名其妙表情的路人。

路人問：“怎么穿成這樣？”

“今年流行，這不像江南style嘛？其實就是為了吸引人注意。”另一個“西裝男”說。

另類的活動還在繼續，人們的密集度似乎與“西裝男”的設想是一致的，來一探究竟的市民越來越多，除了“站臺”的11個“西裝男”，有十多個穿著紅色馬甲的人開始散發傳單，有些“紅色馬甲”的身上還懸掛著孩子的照片。

記者也接到了幾份傳單，“紅色馬甲”一邊告訴記者自己失蹤孩子的特點，一邊還不忘向其他人塞帶有照片的尋子信息，駐足的市民接過傳單，眼睛卻始終沒離開“假人模特”和一干“西裝男”。

事實證明，這樣“尋找孩子”的方式確實得到了關注，活動地點被間斷性地圍得水泄不通，回頭率幾乎達到百分之百。

另類打拐方式頻出

其實，太原類似這樣的另類尋子活動的舉行今年已經是第二次了，同樣的參與者，同樣的事，同樣的地點。

5月18日，6個大學生志愿者赤裸上半身，后背寫著“關注被拐兒童”，同樣在繁華的柳巷向路人呼吁關注被拐兒童。

近年來，民間打拐成了鏡頭前的熱點話題，從線下到線上，全民參與的積極性很高。

明星參與打拐，微博拍照打拐，媒體宣傳，翻拍電影，打拐形式千變萬化，為了吸引關注，另類的、帶有些許行為藝術的打拐順勢而生。“沒有特點，就沒有關注度，活動就白搞了。”山西大學生愛心聯盟的秘書長王禹佳告訴記者。此時，他正西裝革履地站在假模特旁邊，而“赤裸上半身”的那次活動中也有他的身影。“那就是我策劃的，這次不能脫衣服了，換西裝了。”他笑了笑，有點自嘲的意思。

隨后，王禹佳和一干“西裝男”拿起棍棒鞭笞假模特，隨之而來的是新一輪的游走，喊話，再鞭笞。此刻，王禹佳的搭檔馮建林站在人群中，他正在聯系中午接送志愿者的車子。

民間打拐收效甚微

馮建林和他的“建林尋子網”在山西知名度較廣。2010年9月，馮建林在女兒失蹤后創辦了“建林尋子網”。通過這個網站，他及時有效地發布各地失散兒童的信息，成為失散兒童有關線索的集中地，并為家長及志愿者提供一個信息溝通的平臺。

此后，馮建林開始帶著失蹤兒童的家長在街頭尋子，規模逐年增大，參與人員也逐年增多，各行各業的人員參與使得每場活動都有十足的曝光率。2012年11月18日，馮建林駕著貼滿失蹤孩子照片與文字信息的“建林尋子車”再次出發。而此前，“建林尋子車”的第一次啟程在資金窘迫的情況下被迫終止，兩次規模頗大的啟程時間相隔不到半年。

為了尋找丟失的孩子，馮建林開著破舊的尋子車，去過運城、許昌、駐馬店、武漢、南平、杭州、徐州、貴陽等30多個城市，參與了幾百場打拐活動。

尋子活動初期，山西大學生愛心聯盟的秘書長王禹佳結識了馮建林。此后，王禹佳和他的同學們成了馮建林活動中的義務志愿者，“赤裸上身”、“假人模特”這些另類的打拐方式也是在王禹佳和他的同學們策劃下實施的，在王禹佳的印象中，兩年間，他參與的打拐活動達30余場。

3年中走過大半個中國，但使盡渾身解數，王禹佳與馮建林的尋子事業似乎還是收效甚微。在“假人模特”的活動現場，王禹佳坦言，這兩年來，找回的孩子只有兩三個，而其中一個還是人家自己找回來的。馮建林也表示，“找到的確實不多。”

對于為何轟轟烈烈的活動卻收效甚微，二人均默不作聲。許久，馮建林說：“不容易。”

誰來監管民間打拐

活動現場，對于打拐宣傳，市民都認為很好，但涉及捐款，大家都有所保留。“我們也搞不清楚這是什么組織，我們捐的錢到哪里去了也不知曉。”一位駐足的市民趙先生說。而現場一位帶孩子的劉女士告訴記者，“我倒是想捐錢，但沒有官方監管，不知道能不能信任。”

不管怎樣，王禹佳與馮建林所要的關注度有了，現場人群久久不散，給了他們找回孩子的希望。

除了關注度，王禹佳與馮建林還異口同聲地表示，“打拐沒錢不行。”幾年內，在馮建林搞的活動中，沒有公開募捐過，“赤裸上身”也是當眾義賣東西籌集公益款項，但只得到200元。

馮建林表示，打拐活動基本靠好心人贊助，“今天的活動就是一個老板贊助了400元。”

這些年具體得到多少錢贊助，馮建林和他的同伴沒人能說出數字，“沒錢的時候，我們就在家各干各的，找找贊助，有了贊助就出發找孩子”。這些贊助怎么花的？“通常是幾個人商量著來，沒有專門的組織管理這個，報賬也是活動時簡單通報一下”。

這些贊助怎么花的，沒有人在意，畢竟大家做的是善事，不該質疑，但當數字開始大起來，無人監管的民間打拐是否會引發信任危機？而且，事實上，像他們這種沒有正規注冊的組織是沒資格組織公開募捐的。

這是馮建林和民間打拐組織不能回避的問題。

對此，太原營盤派出所王村責任區刑警隊的民警雙正有著自己的看法，“打拐行動還是依靠擁有專業刑事技術力量的政府比較靠譜，民間打拐力量可以提供給公安部門線索，起輔助性作用。”

山西中呂律師事務所的律師王濤建議，可以從法律上認可民間打拐組織的身份，明確他們的權利義務和責任，規定框架，在許可的范圍內活動，讓民間打拐行為有章可循；另一方面，給予資金扶持，讓善舉能夠在法律框架下更有效地得到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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