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三銀四”招聘旺季臨近尾聲，記者在山西部分高校采訪時發現，不少貧困大學生存在過度兼職的情況，甚至出現逃課去兼職的現象，嚴重者還導致學業困難，畢業前途受阻。

過度兼職得不償失

“大學主要是用來學習的時間，而不是賺錢的時間。”山西一高校大四學生劉波向他的學弟學妹們說。之所以能"悟"出這句話，他的代價是３年半的校外兼職經歷、連續４年寒暑假不回家以及８門功課的不及格記錄。

當過家教、做過銷售、搞過培訓，還有兩次不成功的合作創業經驗，由于家庭原因，大學期間劉波從未向家里要過一次錢。回想起他的校外兼職經歷，劉波用了一個詞--"瘋狂"。為了兼職，逃課成了家常便飯。

但臨近畢業，劉波卻不得不面對這樣一個現實：他需要在最后一學期補修５門相對困難的專業課，才能拿到大學畢業證。對他來說，這幾乎不可能。另外，在找工作時他還發現，專業成績是不少優秀企業考察人才的硬指標。為此，他多次錯失就業機會。

“對我來說，拿不到畢業證就意味著不好找工作。”劉波說。

與劉波經歷相似的貧困大學生不在少數，特別是大二、大三的學生更為突出。與普通大學生相比，他們在校外兼職上投入的時間和精力更多。過度兼職占用其大量學習時間，導致專業知識不扎實，就業時競爭力下降，從長遠看，無異于“飲鴆止渴”。

企業失范、高校缺位：過度兼職難以避免？

記者在采訪中發現，盡管不少貧困大學生明白學習才是擺脫貧困的唯一出路，但迫于生活壓力，加之企業對大學生兼職沒有規范，高校缺乏管理依據，過度兼職的情況難以避免。

太原理工大學學生處副處長郭菲表示，該校規定，企業在聘用大學生時必須經學校認定，內容包括驗資、保證學生薪酬的正常發放、簽訂實習協議、規定工作時間和崗位標準等，用以保證學生安全。

但在現實中，二、三線城市的大學生兼職和實習市場以中小企業為主，用工中存在諸多不規范之處。許多中小企業繞過學校，直接聯系學生；甚至以在校大學生為聯絡員，為其介紹其他兼職大學生的情況。

盡管高校不鼓勵、不提倡大學生校外兼職，尤其是與專業學習無關的過度兼職。但由于缺乏明確規定，學生只需保證上課時間不缺勤即可。對于過度兼職的行為，高校只能通過提供各類獎、助學金和勤工助學崗位的方式予以引導。

記者了解到，山西各高校對貧困大學生的幫扶體系已較為完善。以太原理工大學為例，在設立各項獎、助學金的同時，該校還推出了免費打飯窗口、免費衣物等措施。為把學生"拉回學校"，該校每年都會拿出７００萬元設立６０００個勤工助學崗位，并為每個崗位設置了培養目標和考核機制。

但對于部分貧困大學生來說，校內勤工助學和校外兼職并不沖突。與貧困本身相比，貧困帶來的焦慮感才是促使他們過度兼職的主要原因。盡管學生被暫時"拉回學校"，但在完成校內工作之余，他們仍會外出兼職。僅僅完善校內勤工助學工作，似乎也難解決校外過度兼職問題。

多方入手、疏堵結合：管理盲區亟需填補

不少高校學生工作人員建議，高校在加大對貧困大學生引導力度的同時，亟需將校外兼職納入日常管理。

目前，許多高校對學時有明確要求，但對校外兼職或實習時間尚未規定。郭菲認為，要解決貧困大學生校外過度兼職的問題，除了加大對他們在學習、生活中的關心和幫助外，還需疏堵結合。單純開辟校內崗位，等同于疏而不堵。只有對校外兼職時間做出原則性規定，高校管理才能有據可循。

然而，校外兼職畢竟屬于學生的課余活動，適當的校外兼職有助于大學生綜合能力的培養和提高，在管理方式上，高校不便直接干預。山西大學學生處處長張民杰建議，可將管理主體細化至學院乃至每一名班級輔導員，引導大學生在保證學業的前提下，合理安排課余生活，緩解心理焦慮。對于存在過度兼職行為的大學生，輔導員要在了解其原因的基礎上，給予重點引導和幫助。

中北大學學生處處長顧寧表示，對于家庭經濟困難的學生，學校無法禁止其校外兼職行為。為防止形成過度兼職的問題，除了高校要加強引導外，政府也應當加大對聘用兼職大學生企業的監管力度，通過簽署兼職或實習協議的方式，保證兼職大學生的學習時間和自身權益不受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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