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自古以來，圣人教化就不絕于耳，道德之學一直就是顯學，因此享有“禮儀之邦”的美譽。按理說，當代中國即使不能人人都有圣人之德，至少也應該是文質彬彬，講信修睦。但現實并非常常如此，這敦促著我們去反思當代中國道德教育的困境。我認為，當代中國道德教育至少有三大困境：

一、道德教育的目標過于精英化

性善論是中國社會普遍的文化心理取向。中國人認為人人都有仁愛之心，傾向于善良。如果以人性之先天的善端作為走向道德目標的出發點，那么構建起來的道德勢必走向一種精英道德和圣人倫理。問題在于，道德一旦走上“高大上”的路子，就會成為沒有缺點的圣人、精英的專利。也就是說，普通人根本就無法享受道德帶來的快樂與滿足。對平常人或普通人來講，道德就會變得虛無縹緲，變得可望而不可即，難以踐行，無法做到，只能說說，只能聽聽，最終只能成為一個“假大空”的口號。在落差與緊張的背后，必然是道德一步一步地邊緣化甚至一點一點地滑坡。

其實，每個人都有弱點，恰好是因為人性“在事實上”并不“本來”就善，可能潛伏惡的種子，人性“在價值上”“應該”善才不多余。所以，真正的道德教育總是懷揣著善的理想來不斷反思惡，承認并承擔人類本性的弱點甚至惡劣，然后努力去實現道德的善。

二、道德教育的手段過于強制性

有人斷言，在當今道德滑坡日趨嚴重的情形下，應該走道德立法的道路，即先將道德變成法律規則，然后強制人們去遵守和執行，這就是所謂的“道德法律化”。這種看法除了隱含著一種法律優越論外，明顯忽略了道德的特殊性。

道德與法律是規范社會生活的兩種不同的手段。道德規范是非制度化的、非強制性的、非外在化的一種特殊的規范。道德規范的特殊性，就是在于它是柔性的，是一種軟約束，重在教化，重在價值范導。法律是剛性的，一種硬約束，重在制裁，是“非得如此”的規范。如果說法律是以“必須怎樣”為調解尺度，那么道德是以“應該怎樣”為調解尺度。這是道德作為一種律則與一般的法律的基本不同。

如果忽略道德與法律邊界，就會把道德視為外在于人的強制規定和外在規范，道德條目就會成為僵死而冰冷的理性法則，成為與人的生命活動相對抗的道德玄談，成了哲學上抽象而體面的思辨表達，失去親和力、感召力、感染力。那些條目和規范那樣的生硬，那樣的高高在上，有如身外之物和天外來客。這樣的道德條目既不能與現實生活的日新月異構成有效的對接，也不能對社會的倫理期待做出對等的回應，從而使得它完全沒有能力化解社會生活中的道德問題。所以有學者指出：“以道德原則作為法律原則去強制每個人的自由意志，將帶來不可估量的惡果，它將使人喪失自己作為道德選擇的資格，使道德本身變得虛偽，最重要的是：它徹底否定了人作為一個自由存在者的尊嚴，因而也否定了一切道德。”

三、道德教育的內容過于知識化

在如何獲得善和德行這個問題上，當代中國普遍存在把道德律直接作為確鑿無疑的命題來認識，并普遍同意，道德的獲得主要在于擁有道德的知識。所以，道德教育就是通過有組織有計劃的方式自上而下地系統地將道德知識灌輸到人們的頭腦中。似乎人只有具備了有關道德的知識才能做善事，而且人只要具備了有關道德的知識就必然做善事。有知的人必然擇善去惡，知其惡而為之或者知其善而不為是最大的無知。善出于知，惡出于無知。這實際上是一種道德問題上的知識決定論。

道德絕對不是抒寫在紙上的文字，而是激蕩在心中的情感。道德屬于價值而非事實領域，因而只能表達情感卻不表達任何知識。道德判斷之所以與科學判斷不同就在于它具有科學判斷所不具有的情感意義。只要你還相信，道德情感和道德意識而不是道德知識才是道德行為的源泉，只有道德感才能激發人主動的道德行為，那么，道德教育就完全不能沒有情感基礎。道德教育最重要的是喚起每個人的仁愛之心，把道德的良知與意識重新根植于人類的心靈。正是在心靈的深處，才有道德的駐留地。只有完成對其心靈的占有，我們的道德信仰才能莊嚴地站起來。因為，能夠激發一顆高貴的靈魂的，只有偉大的情感，而不會是抽象的知識。（朱必法 作者單位：湖北中醫藥大學）

(光明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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