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位南下深圳的湖北籍教師，內心深處都藏著一段故事，不輕易和人說。在離開故鄉學校那三尺講臺時，他們幾乎都經歷過內心的掙扎，旁人的不解、背井離鄉的苦楚時時令他們煎熬，但他們最終說服了自己，投入那匆匆南下的洪流，頭也不回。究竟是什么原因讓他們毅然決然離開故土，奔向遠方？他們在那邊過得好嗎？
“癲師”尋得精神幸福
在鐘祥，我的課常常設在小巷、古渡口、橋頭、河畔，被視為“另類”。但在深圳的課堂，我可以帶著孩子們自由地聽歌德談話，陪盧梭散步，且沒人指責。
今年49歲的蔡興蓉，在深圳從事“私塾”事業已有四年了。
早些年，蔡興蓉在鐘祥實驗中學教書，一度被視為異類。他對學生說，如果真想學好語文，就請記住多讀書，盡量少聽或不聽語文老師講課。他可以面對刁鉆的試題毅然撕掉試卷；他可以在課堂放大片播名曲；他的課常常設在小巷、古渡口、橋頭、河畔……
這位鐘祥著名的“癲師”，堅持不懈反對應試教育，一度成為教育界風云人物。但他推行的“實驗”卻一再受挫。
最終，蔡興蓉的另類，讓他失去了講臺。
“我是被逼上梁山的。”談到來深圳的初衷，蔡興蓉這樣說。從鐘祥離職后，他來到武漢一所私塾打工，因不肯為應試考試屈膝，再次離職；在廣東一私立學校當老師時，他看不慣學校的唯利是圖，再度出走。
走投無路時，蔡興蓉想到了深圳。2006年在武漢時，深圳的一名家長慕名找到他，說：“如果混不下去了，深圳歡迎你！”
于是在一次又一次的挫敗后，蔡興蓉來到了這座多元城市。
“在深圳做家教的四年，我非常快樂。”在福田區蓮花二村的一處民宅，蔡興蓉開設了自己的私塾“悅讀館”，和一群志同道合的湖北同行們，踐行他的教育理念：“只教沒用的東西。”
然而，正是這些“沒用的東西”受到了深圳一些家長的追捧，他們把孩子送到這里來，在這里博覽群書……目前，蔡興蓉的私塾已經有了50余名固定的學生，他每個月的收入可以達到三四萬元。
不過，蔡興蓉更大的幸福感來自精神上的滿足：“在我的課堂，我就是帶著孩子們自由地聽歌德談話，陪盧梭散步。沒人指責我說：‘怎么能這樣做？’”
采訪完蔡興蓉，已近午夜，他的同鄉、學生和家長還不愿意散去。凌張森是深圳實驗學校初一學生，他說：“喜歡聽他說話，光是聽就覺得長見識。”他已跟著蔡興蓉學習三年，每次學習后，他都忍不住寫作文記錄自己的感受。
“另起一行，完全不跟在學校的后面”——這是蔡興蓉為自己深圳教育事業的定義。他的教學主要有三點：一是以博客寫作為主，自由寫作，他要求每個孩子每周寫一篇博客；二是閱讀，一半為傳統經典，一半為西方人文；三是學習圍棋，開拓思維。
“終于沒有違背自己，內心可以鳥語花香。”蔡興蓉說，在深圳，不少家長有國際教育背景，對中國教育有取舍，他欣慰地看到自己的反應試教育得到認可。
蔡興蓉的收費在家庭教師中是收得較高的，但深圳的家長不缺錢。一位曾在美國留學的家長，不愿意把孩子送去國內的學校學習，他把孩子托給了蔡興蓉……
家教的生活，讓蔡興蓉感悟頗多，他整理出家教的觀察筆記，講述了60多個孩子的真實的教育故事，探討什么是好的教育，教師和家長如何面對這一代孩子。這本書名為《走在孩子的后面》，成為暢銷書籍。
官員南下再做校長
如果說我離開黃岡有什么原因的話，可以說是我難舍的校長情結使然吧。相比三年的教委主任，我覺得自己更適合做一名校長。而且在這里，我不再為錢操心。
“如果說我離開黃岡有什么原因的話，可以說是我難舍的校長情結使然吧。”接受采訪時，曹衍清這樣解釋他的“南下”。來深圳之前，他做了三年教委主任。相比之下，他覺得自己更適合做一名校長，原因在于，他喜歡和教師、學生打交道，跟他們在一起覺得充實，從不厭倦。
當然，他來深圳也有一點“私心”，就是在內地從事20多年教育工作后，感覺有點倦怠，也想對沿海開放地區的教育工作有所體驗。
時至今日，曹衍清被問得最多的問題依然是：從黃岡到深圳，有什么不同？
曹衍清說得很坦白：相同之處在于，升學率與素質教育的矛盾是相同的。到哪里，社會和家長評價一所學校的優劣，標準都是升學率，素質教育舉步維艱。
“不同之處在于，在內地當校長，要始終想兩件事，一是錢，二是教育質量。在深圳做校長，想得比較多的是教育質量，怎樣增強學校的影響力，一般不用為經費發愁。從這個角度來說，在深圳當校長好做一些。”曹衍清說。
但另一方面，在深圳當校長，對學校教育工作的主導力要比在內地當校長弱一些，受到的干擾更多一些。曹衍清說，因為深圳大多數家長的文化層次都比較高，他們常常站在各自角度，對學校的教育發表意見，甚至會要求你校長應該這樣或那樣。這是在深圳做校長為難的一面。而他在黃岡中學做校長時，他說怎么做，從上到下都會同意他去那樣做。
在深圳實驗學校高中部校長辦公室，在顯眼的位置上，深圳市頒發的“高考工作先進單位”金字牌匾，從2005年齊整地排列到2012年。高考升學率，仍是社會考核中學的關鍵指標。
收入差距誘人出走
主要是家鄉的收入太低了，一個星期28課時，一個月只有2000元。女兒在讀大學，老人身體也不好，要吃藥，這點錢實在支持不下去。
46歲的陳麗來自黃岡一所普通高中，3年前來到深圳。
“主要是家鄉的收入太低了，一個星期28課時，一個月只有2000元。女兒在讀大學，老人身體也不好，要吃藥，這點錢實在支持不下去。”思前想后，陳麗來到了深圳，由于沒能考入公辦學校，她便當起了一名英語家教。
如果不是因為經濟問題，陳麗不會離開家鄉，畢竟公辦教師還是相對穩定的，而且自己的家人都在老家，她一人在深圳打拼，飽受相思之苦不說，還要經常為招生操心——“深圳的家庭教師太多太多，如果學生和家長覺得你教得不好，立馬就可以把你換下。”
吳紅兵原是沙市一所重點中學教師，2005年他來到深圳。一個重要原因是經濟壓力，另一個原因就是職稱評定，“根本不看你的能力，而是看你和校長的關系，在這種體制下，我退休了也評不上高級。”在和校長發生了激烈爭執后，他選擇了離開。
胡凱今年33歲，2007年從鐘祥考到深圳一所公立學校，教了6年書。直到今年高考后，他才鼓足勇氣再次從體制內走出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和蔡興蓉一樣，胡凱上課不教授課內教材，不愿意把學生們調教成考試的機器，他鼓勵學生大量讀閑書……盡管學生們喜歡，但卻多次被校領導警告。
胡凱覺得很難受，當年他就是因為不愿困死在應試教育中，不愿意看到學生們靈氣十足的眼光在題海中漸漸黯然，而選擇離開的。
又一次，胡凱選擇了離開。如今，胡凱效仿蔡興蓉的團隊，打算開創自己的事業。他拿出自己這些年來的所有收入，開辦了自己的工作室，幾個偌大的書架堆滿了他精心挑選的書，在學生和家長中推廣公益閱讀是他的第一步設想。
“有天晚上我做了個夢，夢見自己死了，墓志銘上是這樣寫的：此人在應試教育體制下，違背良心兢兢業業地熬到終點……”胡凱說，這是他絕對不希望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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