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研究生教育發展迅速，迄今為止已培養420萬名碩士、50萬名博士。教育部學位管理與研究生教育司副司長黃寶印強調，我國博士培養面臨著規模和數量較大但質量嚴重不足的問題，與歐美發達國家相比仍然存在較大差距。(11月10日《東方早報》)

在這個城管都要研究生學歷的時代，高學歷人才的需求遠遠趕不上學歷消費的“剛需”。當然，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知識在要素整合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而人作為知識的載體，那些理論功底扎實、思維層次較高、善于改革創新的高學歷人才，正日益成為創新性社會的核心動力。換言之，高學歷人才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將直接決定社會的創新能力，決定著企業的生存和發展。

高學歷人才對社會發展的推動作用毋庸置疑。在教育事業大發展，“研究生滿地走、本科生不如狗”的亂象之下，我們的高學歷含金量究竟還有多少？近些年，我國教育系統為適應經濟發展對高層次高學歷人才的需求，研究生不斷擴招，數量急劇膨脹，但學校的管理方式、機構、師資、培養模式等并未做出相應的調整與完善，導致研究生教育水平下降，學歷教育呈現出粗放化的流水線。據調查，有高達40%的研究生教育相關的管理人員、研究生代表認為研究生教育數量上升、質量下降。此外，因為在職研究生也成為了我國“高學歷”大軍的重要組成部分，無形中拉低了高學歷的含金量。事實證明，一篇論文、一個研究課題就能取得學位的“程序正義”，越來越成為權錢尋租或鍍金的新領域。如此這般，質量和數量之間的矛盾如何紓解、而這樣的“高學歷人才”又高在何處？

刨根究底，急功近利的人才培養模式和學歷崇拜的就業評價標準，最終造成了我國研究生培養出現了規模與效益、質量和數量上的矛盾。社會愈是發展，愈是要求高、精、尖的高素質人才，這就要求我們的教育不能大量培養光有文憑的“高學歷者”，更得關注高學歷人才的質量。國際上，小型化才是高學歷教育的發展趨勢。打破大班教學多而不精的傳統模式，改變老板式導師的詭異格局，充分挖掘研究生的科研潛力，提高研究生的專業技能，明確導師的培養責任，才能讓高學歷名副其實。而用人單位也不應當一味地堅守“非高學歷不找、非高學歷不優、非高學歷不獎”的原則，只有合理調整本單位各個層次人員的知識水平，各盡其才，方能充分發揮“高學歷”的“高效用”。

人才要多更要精，高學歷人才更是如此。高學歷人才不是攤大餅游戲，與其“批量生產”有學歷沒能力的半吊子人才，倒不如踏踏實實壓縮戰線、整合資源，培養高學歷、高素質、高水平的“三高人才”，人盡其才、才盡其用，從而實現人才結構與配置上的最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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