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條路在任何國家和地區都不好走，在中國，由“另類”家長們選擇孩子在家上學的群體規模約為1.8萬人，其中粵、浙、京三地人數排名前三

北京女孩徐安苒，在公立學校讀完初一，從初二開始在家上學。她說：“這個選擇的原因多多，最主要的是興趣。上初中后的大量精力要消耗在往返路上，沒有時間做自己感興趣的真正有意義的事，在家上學可以發展自己的許多愛好。”

“我兒子15歲時就要回家學習，這一學已經三年了。”壹基金秘書長楊鵬說，孩子退學起因于他對一篇課文的內容提出不同意見，結果，生來愛表達不同想法的孩子成了老師的眼中釘，甚至被老師罰站過兩個小時。

公眾對教育需求的日趨多樣化和個性化，催生了“在家上學”的教育形式。這種以家庭為主要場所，通常由父母或家庭教師組織開展的教育活動，在臺灣的教育表述中，被歸為“自主學習”。與體制化、標準化、大批量的學校教育不同，由家長和學生一起嘗試學習的個性化、家庭化，是在家上學的最核心價值。

21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楊東平說，家長為孩子選擇在家上學一般有兩個原因，一是逃離應試教育，保護孩子免受傷害；二是為“培養孩子正確的價值觀和學習態度，勇于挑戰現況，不人云亦云，積極擁抱未知，當一輩子的好奇寶寶”。

并非總是在家啃書

知道徐安苒在家上學，她的朋友都會發問：你會不會累死？爸媽幫不了你怎么辦？容易得自閉癥嗎？面對這些問題，徐安苒介紹了自己的四個學習途徑：一是通過專門的在家上學網站，付費學習在線課程；二是通過co-op(一種互動合作形式)加入由若干在家上學家庭組建的小組，由父母本人或者聘老師授課；三是參加周末的課外補習班；四是利用網上的公開課完全自學。

“一些網上課程編排系統、講解詳細，還有討論環節。大家一周在co-op聚兩次，有不會的問題可以問同學和老師。”她說，“我在co-op學過語文、數學和英語，感覺特別好。”顯然，她所描述的在家上學，并非總是在家啃書，而是通過多種渠道和方式得到幫助。在這個過程中，她拓展了朋友圈，所結識的朋友，有在家上學的，也有公立學校的，而且她的朋友不限年齡，有研究生還有大學老師。

為了豐富自己的經歷，她還在為打工子弟服務的社區中心做志愿者，每周一個上午教語文或數學。這樣，她又多了一群在學校上學的小朋友。徐安苒說：“這些孩子的物質條件不太好，我接觸到社會的這一端，對自己的認知和能力都是一個極好的鍛煉。還有一次在英語夏令營做翻譯志愿者時接觸到的幾名美國女生，后來也成了我異國的好友。”

對在家上學最大的擔心，莫過于如何培養孩子的社會化、合作性。中央財經大學金融法學研究所所長黃震以“親近自然，感受自然”的家庭教育實踐為此釋疑。他帶孩子爬山，有一次一天走了26公里，孩子第二天還是活蹦亂跳的。他還帶孩子參加野戰訓練營，活動了七天，孩子高高興興返家。他認為到大自然中成長比圈在教室或家里更符合孩子的天性。

黃震表示：“孩子的成長不會孤獨。”因為他的孩子有很多在校上學的朋友。他把科技館當作孩子重要的學習課堂，孩子8歲開始就獨自坐地鐵去科技館學習體驗，以致今年暑期到科技館報名做小小志愿者時，把科技館工作人員嚇了一跳，他們打電話問：“你孩子一個人來了，出了事誰負責？”他答：“只要放手，孩子的自理能力會比大人們想象的強得多。”

科技館每周有“大家講堂”，他的孩子自己上網報名，然后就自己去聽課。黃震說：“有些課程我承擔不了，會請一些家庭教師。在課間休息時，孩子就給老師描述自己的移動車房計劃，孩子說現在北京的天價房很多人買不起，發明車房是希望那些流動人口可以有地方住。孩子滿3歲時，我就嘗試讓他當小老師，給我講《三字經》的故事，對這種換位，小孩子很有興趣。”

“自學并非只有一種模式，所以需要家長根據孩子的特性和自己的能力選擇最適合的課程和學習方法。比如對學習才藝的態度，最好是家長既不強求必須達到什么水平、等級，也不放棄對孩子努力和堅韌品質的培養。”楊東平說，這樣的教育其實成了一種修煉，施教者不僅要有強大的內心、先進的理念，還要有睿智而縝密的設計，以及包容和耐心。

在合法的框架中施展

本世紀初，中國各地的“在家上學”因無法律依據而被逐個取締。21世紀教育研究院認為，2006年修訂的《義務教育法》第十四條“自行實施義務教育的，應當經縣級人民政府教育部門批準”的規定，為此后的在家上學預留了合法化的空間。

在臺灣，一直推動在家自學法制化的陳怡光與波蘭裔太太魏多麗，12年如一日在家教育一對兒女的經歷，使人們看到了在家上學可以達到的程度。這對夫婦使用的“我+數學=聰明”趣味數學教材、“綜合高效識字”學習用書、漢字游戲動畫、英語有聲童書，以及以闖關游戲晉級方式互動的多種學習軟件，豐富和深化了在家上學的實踐，同時極大地打開了以學生為主體的教育視野。

孩子的社會化問題也一度困擾過楊鵬，因為孩子的閱讀內容，很難與他人交流，導致朋友圈越來越窄。好在孩子自己設計了出路，選定了哈佛大學的專業，自然會有志同道合的同學和朋友。楊鵬與孩子制訂了一套“學什么、怎樣學”的計劃，并且每周檢查測評一次。孩子在這樣的模式中學得很開心。

沒有文憑就沒有出路，國家不承認，學了也白學，這是非常多的家長和學生關心的話題。徐安苒認為，選擇在家上學一定要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比如想參加自考、想出國、想發展一些特長等。她自己選擇的是出國，所以學的都是美國的高中教材，以及準備美國學術能力評估測試，在社會活動方面也盡量向這方面靠。她對自己信心滿滿：“在家上學的每一步都做得很扎實，一點沒有放松，將來選擇到美國上大學的簽證不是問題，美國對在家上學的包容還是很大的。”

2013年8月，一批國內外在家上學的實踐者和研究者在北京舉行的“學在民間：在家上學&多元教育國際研討會”上達成共識：這種非學校化的、家長自助的教育類型，是對正規學校教育的有益補充，是學習化時代一種嶄新的教育探索。它有利于兒童的身心健康、個性發展和自主學習能力的培養；有利于多元文化背景下的教育選擇和文化傳承，以及多樣化的教育模式的創新。

家長的教育責任要重大許多

當初，黃震是在徹底理解了“讓孩子健康、快樂成長，比在重壓下取得好名次，考上好大學更重要”之后，經過開家庭會反復研究、討論，最終和太太一致決定讓孩子在家上學。他說：“我要做互聯網條件下跟孩子共同成長的伙伴。太太為此放棄了律師工作，三口人一道實施這個家庭成長伙伴計劃。”

對于在家上學的孩子，所有家長肩負的教育責任顯然要重大許多。李雅卿是兩名在家上學孩子的母親。她主持的臺北自主學習實驗計劃曾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譽為“亞洲最好的另類教育之一”。無數家長問過她：“我的孩子可以在家自學嗎？”她總是坦誠相告：“孩子適不適合在家自學，要看他的父母和環境。太過自信或沒有自信的父母，歪曲民主或誤解自由的父母，若讓孩子在家自學，恐非親子之福。”

顯然，她不認為在家上學適合所有的孩子。外在的學習資源，父母可以依靠自己的條件來創造，而更重要的是理念，以及由理念而產生的實踐力。直白地說，就是身為父母先要自問“我想培養什么樣的孩子”，再來了解“我的孩子是什么樣的小孩”，然后才是在家自學環境的創造和資源的尋求。

北京大學教育學院教育與人類發展系主任劉云杉認為，在家上學應該是生命教育、情感教育和生活教育的結合，家長要讓在家上學的孩子感到自在、得到尊重、有所成長。只有與制度化學校特征互為補充，而不是排斥、替代的在家上學，才能有一個良性的發展。

“乍一看，我們身為父母在家教小孩都是用非所學，但即使我們拋開本科專業換‘跑道’，每天也要用到大學里學過的研究方法和溝通方式。”魏多麗夫婦堅信，“在這個國際化的世界，知識成了唾手可得的大宗物資，最重要的是怎樣學，因為錯誤的學習態度會影響孩子一輩子，使他們沒有能力面對新的挑戰。孩子需要的長期競爭力，是在面對沒人提過的問題時能自己設法找出答案的過程中培養的。”

“過往的學習經驗是我們日后繼續選擇在家教育孩子的一顆定心丸。”魏多麗說，家長用什么方式教，孩子學什么科目以及能在短時間內答對幾道難題都真的不重要，既然考試測不出孩子的潛能和特質，家長就沒有必要對孩子的測試成績焦慮，重要的是一定要堅持教育的目的是培養孩子對學習的興趣和能力。

“對于在家上學，當前大陸的很多家長還在形而下的層面運作，其實最根本的是要找準孩子成長發展的需要。”中央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特別強調，選擇在家上學的家長難免有自身的局限，如果孩子成長發展的需要只是家長沒有經過諸多實證的主觀認定，那么孩子在家上學的前景就不會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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