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大新生報到。不管他是出于何種考慮上深大，可以肯定的是深大一定會改變他。

中巴車在深圳穿梭，深圳時任市長梁湘指著車窗外，對坐在他前面的鄧小平說：“小平同志你看，那邊就是正在建設的深圳大學（以下簡稱‘深大’）校園。”

鄧小平順著窗戶往外望，問他：“這個辦學規模多大？”

“計劃辦學規模是4000人。辦學的層次有學士、碩士、到博士三級提升。目標是建成一所有一定影響力的綜合性大學。”

鄧小平將目光扭了回來，有些不滿：“目標太小了，可以再辦得大一些。這個特區嘛，是需要辦一所大學，但是需要辦一所具有國際影響力的綜合型大學。”

這是不久前熱播的電視劇《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第47集中的場景。真實的場景發生在1984年1月，當時，深大剛剛破土興建，鄧小平問梁湘：“深圳大學什么時候能夠在這里上課？”梁湘回答：“就在今年9月新學期。”年底，梁湘進京匯報工作，將深大開學錄像帶帶給鄧小平時，鄧小平意味深長地說了一句：“真是深圳速度呀！”這是“深圳速度”的又一種解釋。

30多年過去了，如同深圳已從當年站立在實驗田中的赤腳少年進入了穩定期一樣，深大發展速度不再緊迫如初，也迎來了自己的深發展時代。

創業與自由

自由、創新，很多資源在那里供你取用。

10月入秋，深圳氣溫依然居高不下。開學不久，午后斜陽傾灑，深大文山湖邊行人三五成群，高樹翠綠，枝節盤繞。

在深圳房地產轟轟烈烈發展的20年進程中，深南大道沿線的荔枝林不斷消失，中心公園與農科中心等最后堡壘也被陸續攻克，深大傳播學院特聘教授辜曉進發現，在周邊寸土寸金的南山核心區，深大歷任校長以罕見的毅力保住了校園綠化，“成為國內高校中罕見的迄今沒有校內酒店、國際中心等旅館的學校。”

這一切“不變”，見證著深大30多年的變化：學科逐漸完善，學生日益增多，校區不斷擴大，國際化更加全面；當年的勤工儉學變成了當下的創業教育；初期學生的實體創業也變得更加依賴科技；在深大的校園北邊，校友馬化騰的騰訊公司與深大相隔1.9公里。

有關深大的眾多關鍵詞集中宣示了這所學校尊崇“創業”與“自由”的濃郁氛圍。經濟學家、深大校友薛兆豐曾在1999年1月的一個傍晚回憶深大時寫下所感，他寫自由選課，形容“教室就像食肆，放牧式的教育”；寫宿舍生活，說“二人一宿舍，自由選擇同房”；寫深大人“心境更平和，更禮貌，個人主義，集體觀念不強”。

15年后，一位學生對母校的描述與前輩相似，“自由、創新，像一個大廚房，你要學什么，需要什么技術，很多資源在那里供你取用。”

許多案例與數據都表明這是一所天生攜帶著創新基因的學校。80年代的深大與80年代的深圳一樣處于改革期。事實上，深大的創辦正是為了彌補當時日益崛起的深圳當地的人才空缺，在深大原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長楊移貽所著的《特區大學/窗口大學/實驗大學——深圳大學辦學實踐探索》一書中寫道：“服務特區是深圳大學與生俱來的使命”。

30多年前，這種創新基因表面上表現為沒有圍墻的校園，更深層次的表現則是各種制度和舉措上的顛覆：將部分后勤交由社會去辦、不按專業招生、取消助學金、提倡和鼓勵學生開展有報酬的勤工儉學活動、畢業生不包分配、實行學分制及主副修制等等。

其中，最為外界所知的是深大的勤工儉學：學生自辦洗衣廠，去賓館、餐廳攬活；自創的學生實驗銀行在1987年初深圳市金融機構檢查評比中名列全市13家銀行中第4名。

現在回想起來，在深大工作了25年的楊移貽認為，那正是深大早期集體無意識的創業教育。這些勤工儉學崗位的出現僅僅是出于老校長羅征啟的樸素念想——為家庭貧困的學子提供賺取學費和生活費的機會。但得益于這樣的基因滲透，當下在深大，“創業”與“自由”已成為慣常。這一切也使現任校長李清泉發現，深大學生和其他高校的學生不一樣：他們身上有一種敢于嘗試，且不懼失敗的勁頭。

“三自”新義

李清泉的抱負，在自己的任期內，要讓深大成為深圳高等教育中名副其實的“長子”。

關于在2014年應屆畢業典禮上的致辭，李清泉醞釀了很久。最終，他還是決定用“三自精神”來表達愿景，為致辭取的名字是《帶上“三自”精神啟程》。事后，許多在深大工作多年的老教師給他發來短信，其中一位說：“你知道嗎？我聽完你講這個‘三自精神’，我眼淚都要下來了。”這位老教師告訴他，在校十幾年，許久未聽人重提“三自”。

30多年前，“憑‘三自’精神，特區人在剛剛開放的邊陲漁村、在雜草叢生的荔枝林里，建立了一所全新的大學，并且吸引了一批批優秀青年加入。”30多年后，李清泉認為，它仍適用于深大，且是深大最與眾不同的氣質。

“三自”有了新的內涵，更強調個人奮斗和自我實現，盡管一段時間內無人提起，但李清泉始終認為，這就是這所學校的靈魂所在。

事實上，對身為校長的李清泉而言，“三自”精神同樣意義重大。2012年7月，當李清泉從武漢大學常務副校長轉任深圳大學校長時，他發現，這兩所學校有很多不同：它們所依托的城市的特質本身相異，此外，兩所學校的機制體制也區別甚大。他有一些“野心”，希望能在這片一直以自由和創新聞名的熱土上有所作為。因此，2年半前剛到深大，李清泉就為自己設定了目標——在自己的任期內，要讓深大成為深圳高等教育中名副其實的“長子”。

他常用來形容深大與深圳關系的詞語分別是“獨子”、“長子”和“棄子”，其邏輯關系為：曾經是獨子，若不能成為長子，就會變成棄子。

李清泉剛剛履職那年，深大本科生錄取規模為

5700多人，如果僅僅從錄取規模上看，彼時的深大的確是深圳本科高等教育的長子。

但他看得更遠些。兩年之后的今天，深圳的高等教育環境果然發生了許多變化——南科大去籌轉正；香港中文大學落戶深圳；今年5月，中俄大學的有關協議簽訂，未來，中俄大學也將在深圳開辦；北大、清華、哈工大在深圳的研究生院，在教育體系中也令人刮目相看。

這座因快速發展而對知識有極度渴求的城市需要更多人才。顯然，高校類型的豐富能促進彼此的發展，但同時也會帶來更加激烈乃至殘酷的競爭。當下的深大，有些東西是無法替代的，如辦學規模和學科種類；但也有許多是其他學校經過“跨越式努力”就能超越的——如學術水平、體制機制和優秀人才，且這些學校的后發優勢不容忽視。

去年畢業的深大畢業生小五（化名）告訴記者，31歲的深大應該像一位“翩翩公子”，現在“翩翩”有了，但還不是“公子”——“所謂公子是有文化的”，她心目中的深大應該是“既年輕又有活力又有文化”的。

對李清泉而言，當下正是深大新時期一場“自立自律自強”的奮進。

一匹黑馬

深圳是中國的“硅谷”，深大要成為中國的斯坦福還需努力。

深大畢業生往往被貼上“應用型人才”、“外向型人才”的標簽。

這一切有因可循。楊移貽回憶，深大在創辦前曾提出要辦一所商學院，但省高教局認為，深大的眼光應該更長遠些，便將學校定位為綜合性大學。但辦學的方向仍是以培養應用型人才為主。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深大開始向教學研究型轉型，但楊移貽認為，培育深大的土壤始終脫離不了應用型的東西，而社會需要的人才也是如此。

深大畢業生大多留深就業，這一概率一度高達85%。楊移貽分析，過去，深圳本土缺乏高端的科研機構，雖重視高科技產業，但多數高科技產業的研發依然屬于應用型研發，而非科研型。深大與深圳共同造就了大量企業家，他們務實、創新、充滿活力，且善于捕捉機會。

李清泉意識到，他所帶領的高校過去31年所積聚的文化特質，使之并不可能于若干年內在學術上與北大、清華抗衡，它更重要的任務是為地方社會經濟的發展服務。它面對的，是一個正快速發展、處于轉型期的城市對高校培育高層次人才及出產高科技成果提出的要求。

“深圳是中國的‘硅谷’，深大要成為中國的斯坦福還需努力”，李清泉并不避諱深大尚不能滿足城市發展對高層次人才的需求的現狀。他告訴學生們，當下的創業一定要以學術水平為支撐，用科技含量高的行為來提升創業層次。

這些體現在人才培養的過程中，即教學與產業緊密結合，培養學生創新創業的思維能力。“這個過程是需要精耕細作、認真思考、做很多微調工作的。”李清泉設定了兩個任務：確立一個明確的目標——提升教學質量和人才培養的層次；設計一套良好的管理制度和規范。

今年8月28日，《廣州日報》在省內高校招生的報道中將深大稱為“當之無愧的大黑馬”：“能夠擊敗華南師大、廣外等老牌一本院校，教育界人士認為，這與深圳大學辦學的國際化思路，以及深圳的區域優勢等有關。”

李清泉則更傾向于將這歸于制度設計的成果。而他的一系列制度所指向的，是一種“能讓不同人才脫穎而出的氛圍”。他舉了一個例子：2013年，深大設立了“校長教學獎”，每年由學生投票選出5名教學優秀的教師，獎勵10萬元。當年，一位教健美操的體育老師以最高票數獲得此項殊榮。

“體育老師在學校一般來說是不太可能的（獲教學獎）”，說起這件事情，李清泉有些激動，強調作為校長，就是要去推動那些在進程中可能被忽略的事件。

注重教學和科研——這是深大學生對現任校長的普遍評價。盡管也有學生擔心，這會減弱深大過去的活力，使之向內地大學靠攏。但楊移貽肯定了李清泉的做法，他認為，早期，深大的確存在急躁冒進和急功近利的傾向，而李清泉在人才的引進和科研布局上的新舉措很大程度上有利于學校未來的深度發展。

新時期改革

還沒有想得很透徹就可以去嘗試和探索，在探索的過程中繼續思考和完善。

“改革創新是深大血液里最永恒的基因。”

今年5月，UOOC（大學在線公開課）聯盟成立，這一聯盟將面臨相同問題、存在相同需求的地方高校集合起來，實現課程的網絡共享。進入UOOC官網，首頁一張藍色的中國地圖上，66所學校的校徽分呈兩邊。

深大是這場聯盟的發起者，做這件事是李清泉在新時期的一次改革嘗試。他曾解釋過，深大之所以成為事件的牽頭者是因為這與深圳市獨有的文化特質相符，“還沒有想得很透徹就可以去嘗試和探索，在探索的過程中繼續思考和完善。”

李清泉感覺到互聯網對身邊事物的沖擊，敏銳地察覺這種沖擊未來有一天也將改變他所在的教育領域，他必須和30多年前的這所高校一樣，在浪潮中抓住機遇，并占據主導地位。

楊移貽時常覺得，深大是一個出故事的地方。它誕生于改革初期的特區，而后邁入正軌，所行之事與國家生態息息相關。它既典型又特殊，是中國30多年來發展的一個斷面。

31歲的深大在小五眼中是風華正茂的小伙，而一切能否成型還需要更多時間，“時間到了自然而然（成）”，對她而言，在深大最大的收獲是學會了平等和富有邏輯的思考，對她產生最大影響的依然是教師的教學和為人——這些都契合教育的本質。

在教育學專家眼中，未來，深大應該向精英化發展，完成對深圳高端人才的輸送任務，“以前大學類型單一，分化之后，大學的發展規模越來越大，層次越來越豐富，有如職業學校、成人教育等類型。高端的大學向研究型發展，整個高等教育的質量應該體現在精英教育這一部分，這是高等教育的核心質量。”楊移貽說。

深大有關城市學院的嘗試似乎正是對此趨勢的回應。按照李清泉的設想，深大將往兩個層次分化發展。在高端人才培養上，學校目前已建成高等研究院、醫學院，正在籌建商學院，還有多種實驗班、精英班、特色班、雙學位班等，未來還會有一系列有關精英化教育的探索。大眾化教育層面，則是在現有師范學院的基礎上，創辦城市學院，并在未來“孵化”出獨立的城市大學，主要用于解決深圳本地對高等教育大眾化的需求。

有關立法的行動也在有條不紊地推進中。如果一切順利，這對深大而言，又將是一次“第一”——國內首個大學立法。這部約6000字的《深圳大學條例》將深大定位為既不同于政府部門也不同于政府下設事業單位的、“依法治校、全面監督、高度自治”的法定機構，在現行體制下，將最大程度地實現大學的辦學自主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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