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7月18日，時任暨南大學黨委書記李云揚歡送自行車騎行隊伍北上倡議設立“尊師節”

今天，是我國第30個教師節。1984年，教師節正式設立之前，以暨南大學學生為主的12名廣州大學生就曾遠赴北京，沿途倡議設立“尊師節”。活動結束的第二年，9月10日便被正式確立為全國“教師節”。

一次演講引發尊師節倡議

改革開放初期，教師的地位不高，在不少地方，教師仍是“臭老九”。“在我們的生活中，有許多節日：青年節、兒童節、婦女節……卻沒有一個‘教師節’。這和一個擁有2億多學生和1300多萬教育工作者的國度是多么的不相稱啊！”時任暨南大學團委書記的蒙雅森教授是當年倡議活動的見證人、幕后組織策劃者。當時社會上對設立“教師節”的呼聲越來越高，他至今仍記憶猶新。

1983年12月9日，暨大學子朱川在廣東省首屆大學生演講比賽上作了題為《民族中興一條路——談“尊師節”》的演講，引起在場師生的強烈共鳴。他的演講不僅博得了最熱烈的掌聲，也摘獲那次比賽的一等獎。

“激動不如行動”。1983年底，朱川會同校學生會主席任京生、學生通訊社社長卜群、劉海珊等人向校團委申請成立了“暨大尊師節促進會”，成員大部來自學校通訊社。“尊師重教”是他們的宗旨。家庭期刊集團總編輯陳銳軍也是當年“促進會”的成員，他回憶說，從1984年年初起，“促進會”成員開始利用空閑時間做尊師活動：幫住在樓上的老教師搬蜂窩煤、替老師理發、去老師家打掃衛生、過年同老師一起包餃子吃等等。1984年的“五一”節，他們還舉行了一次隆重的尊師儀式，幾十位老教師被請到會場臺上，學生給他們胸前一一佩戴上大紅花。

暨大“促進會”成立后，得到省內多所高校的呼應，隨后便由暨大學生牽頭，成立了中山大學、華南理工大學、華南師范大學等多所高校學生參與的“廣州尊師節促進會”，并積極聯系其它省份高校。

騎行6000里，一路派傳單發倡議

實力壯大了，大學生們不再滿足于僅在本地宣傳，他們決定利用暑假去北京提出自己的倡議。當時全國學潮初起，主管部門要求各校嚴控跨校學生活動，“不僅跨校，還要跨省上京？如此大的動作，必引來全國轟動效應，既激動人心又讓人擔心。”對于學生們的申請，蒙雅森也犯了難，最后還是校領導拍板支持。

蒙雅森還記得那是1984年7月18日，“廣州尊師節促進會”的12名同學兵分兩路上北京，其中5人騎自行車，7人搭乘火車，一路宣傳倡議，一路北上。李云揚、張德昌等暨大校領導還親自到場送行，當天的《羊城晚報》還刊登新聞，報道此事。騎行倡議在當時無疑是最吸引眼球的，“那個年代，自行車要憑票購買，金貴得很，而且之前從未聽說過有騎行倡議這樣的舉動。”5名騎行的同學有一個“內規”：寧可少帶水少帶干糧，也要多帶倡議書。蒙雅森很是欣賞學生敢想敢做的熱血行為；但另一方面他也心疼這些學生，“騎行不久，有學生開始拉肚子，藥品又帶得少；找不到住的地方，他們只好在路邊扎營；到北京后，為了省錢，只好住陰暗潮濕的防空洞招待所。”

長沙、武漢，鄭州、北京，學生每到一地，便積極聯系當地的高校、教育部門、工會等，召開座談會，呼吁設立“尊師節”。8月14日，騎行的學生們到達鄭州，正碰上當地召開教育工作會議，他們被視為重要嘉賓，主持人請他們入座前排，上臺發言，并當場破例宣布增加討論建立教師節會議議程，會后做出確定每年9月10日為鄭州市“尊師日”的決定。與此同時，其它返鄉或旅行的“促進會”同學也利用一切機會廣泛宣傳尊師節。陳銳軍還清楚地記得，在去四川的路上，轉了好幾次火車，每次他都拿著倡議書找到列車長，出示學生證，要求列車長支持，而列車長馬上就交待播音員播出倡議，這令陳銳軍既驚訝又感動。

幾經周折，聲音傳到中央

蒙雅森感嘆，為了倡議教師節，學生們一路上吃了不少苦，“但這些都不是困難，難的是偌大的北京城人生地不熟，要通過舉辦名師名人座談會、媒體宣傳，讓聲音傳入中南海。”學生們連續走訪了有關部門主管官員和知名人士，但都不順利。蒙雅森說，當時一名京官還通過僑辦致電學校領導，要求查明這些同學的背景，并對他們進行教育。他和校領導商議后決定不僅不查，還袒護地回復：同學們在校的表現很好，學校一直都支持尊師重教。

工夫不負有心人。8月下旬，廣州學子們終于在北京組織召開了教育界人士設立“尊師節”座談會，倡議書也交到全國人大信訪辦。然而，教師節能否設立，同學們的心里仍舊沒底。8月底，眼看就要開學，大家決定先回廣州。

1984年底，《光明日報》在頭版頭條刊登了暨南學子的倡議書，并配發了相關評論。

或許，正是因為廣州學生的倡議，1984年12月7日，教育部黨組、教育工會分黨組向中央提交報告，建議將每年9月10日定為我國的教師節。1985年1月21日，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九次會議上，教師節議案終被通過，當年9月10日，全國教師迎來了第一個屬于自己的節日。

活動親歷者：莫忘“尊師重教”本義

“尊師節”的倡議書由陳銳軍起草，提及那段為教師節奔波的歲月，他依舊激動不已，“當時既沒電腦也沒復印機，幾千份倡議書均由學生用蠟版手工印刷，當時連印了好幾天！”而大家所做的一切，僅是為了社會對教師多一份尊重，對教育多一點重視。

然而，時過境遷，教師節卻慢慢變了味，逢年過節給老師送禮成為不少學生家長的難題，“感覺好像不送禮，老師就不會好好教一樣”，對此，蒙雅森教授感覺相當遺憾，“教育被商業化，老師與學生交流的時間越來越少，師生情也越來越淡薄，這都背離了‘教師節’設立的初衷。”

知名評論作家何龍，也是當年廣州尊師促進會的成員之一，在他看來，物質形式的尊師已經扭曲了當年尊師重教的初衷。他強調尊師要從精神層面做起，給予教師榮譽感，“當下尊師流于物質形式，精神層面上的尊重卻做得不夠”。（羊城晚報記者 林世寧 實習生 許吉貝 通訊員 盧健民 蘇運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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