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回歸時代的港人恐懼

事實上，對內地持有群體情緒的香港年輕人不算少，甚至有部分直稱自己為“激進右翼青年”。在“占領中環”的運動中，他們是主要力量。那種對于大陸的“生硬的警覺感”，在他們身上體現得也最明顯—他們幾乎反對一切與內地有關的人與物，他們會在社交平臺上發布并轉發“普通話讓人智力下降”的論斷；他們會穿上同樣顏色的T恤衫，在小巴和地鐵里匯向中環。

香港人將“獅子山精神”視為香港的文化內核，即“不管發生什么，努力就定有收獲”的“敢做（can-do）”精神。香港在英國管轄時期建立了完善的商業社會秩序，英式的“重商主義”定義了香港的社會邏輯，而財富的積累代表了更好的機會與更多的可能性。更重要的是，香港社會在這樣的模式運行下，形成了一種自信的社會心態。

但從地理概念上講，香港的體量太小，因此香港社會注定需要在不斷的調整中去被動地應對周遭的變化，并從中尋找可能的機遇。這也不難解釋類似于李克勤的《紅日》以及Beyond的《海闊天空》為何能夠在上世紀90年代香港文化產業巔峰時期成為招牌產品—他們唱的就是香港，帶著驕傲。

很難厘定香港的社會心態是從什么時候開始一點一點轉變成現在的樣子，度量“獅子山”精神如今在多大的程度上引領著香港也絕非易事。在學校的個人發展課程上，主講《沖突管理》的老師在講述她的親身經歷時，給了我一些啟發。這位老師是一名中年女性，香港人，她說：“念高中的時候，我就知道了香港未來會回歸。但后來內地政府在一些事件的處理方式上，讓我們感到震驚，同時也感到悲傷與憤怒。當然，最深層的是一種恐懼。那實在不是處理沖突的最佳方式。”

被警覺的大陸人民很包容

中國大陸經濟的增長以及上海自由貿易區的建立，對于依靠金融與貿易的香港來說，在巨變面前再次調整是唯一之選。這次調整更關鍵的或許是心態的調整，當然這并非易事。在許多香港企業的招聘條件中，“會說流利的普通話”和“愿意在內地長期工作”成為了越來越重要的指標，而香港的年輕人因此承受著巨變引發的最主要的沖擊：他們面臨著更激烈的競爭，卻不一定握有本就越來越微弱的比較性優勢。在一次經濟學家論壇上，惠譽的一名代表便表示，香港可能會大陸化，也可能會更加國際化，但屬于香港本地的部分，恐怕會越來越少。

自信缺失的情況下，通過各種途徑尋找存在感算是一種社會化的本能，而對于大陸的這種“警覺”，正成為一部分香港年輕人社會心態中的膝跳反射。

大陸年輕人對于這種情況，展現出的則是寬容與主動。開學不久，一名城市大學的內地新生在新浪微博上開通了名為“城大福利社”的微博，提供許多租房以及學校公共資源等信息，便于內地新生快速適應。由于微博頭像使用了城大校徽，在香港本地論壇上出現了類似“內地學生假冒校方”的帖子，該生本科期間擔任過校黨支部干部的歷史也被論壇的朋友曬了出來，引起論壇內各種討伐。這名內地新生很快注銷了微博賬號，他說“我會學習適應這樣的政治氛圍”。平均主義分配資源，這并不符合現今世界的叢林法則。我很好奇那名校董競選的本地候選人在得知自己落選時，會有怎樣的反應。有一點很確定，他會繼續抗爭，即使微小到像米線中的那一個雞翅，也終究是他的一次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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