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十年來，廣州“南拓、東進、西聯、北優”的區域發展總體上達到了均衡，但缺乏產業帶動的城市化進程往往容易出現“規劃病”。所謂“規劃病”，就是“規劃”看上去很美，卻由于缺乏市場化引擎而導致新區發展的“內虛”。

番禺的經驗告訴我們，教育是一項極其需要耐心的事業，區域性的“優質教育”難以被規劃出來，而是歷史性地生長出來的。

在日前舉行的廣州市政府常務會議新聞發布會上，市教育局向媒體介紹了已獲通過的“推進優質教育資源均衡發展”的規劃綱要。方案提到，到2016年，廣州南沙濱海新城、東部山水新城和增城、花都、從化(“兩個新城區、三個副中心”)將新建、共建17所優質公辦學校和6所幼兒園。這個教育規劃藍圖還包括，到2016年，爭取在兩個新城區、三個副中心培養不少于4名的教育專家、不少于40名的名校長、不少于80名的名教師、不少于240名的卓越中小學校長。

2016年！掐手指一算，也不過就是后年。短短三年出名校名家，這符合辦教育的規律嗎？再仔細看方案，不難明白，這指的是把現成的名校名家資源通過“共建幫扶”的形式移植到新區而已。然而，了解教育內在規律的人都知道，辦教育，沒個十年八載是難以見成效的，此外，受制于生源條件，再名牌的資源，也可能存在“南橘北枳”的效應。

這十年來，廣州“南拓、東進、西聯、北優”的區域發展總體上達到了均衡，但缺乏產業帶動的城市化進程往往容易出現“規劃病”。所謂“規劃病”，就是“規劃”看上去很美，卻由于缺乏市場化引擎而導致新區發展的“內虛”。以“南拓”為例來說，十年前，南拓使得番禺成為優質的居住區，好戶型、低密度、高綠化率的大型社區是城市新移民和中產階層浪漫的“詩意棲居”，但配套的缺位也使得當時的白領們叫苦連天，沒有公立學校，遠離公立醫院，詩意中帶著諸多無奈和苦澀。

十年過去，如今的番禺社區怎樣了呢？先講一個真實的案例，一對年輕夫婦由于所在漂亮的“歐洲小鎮”沒有公立小學(即便最近有了也是新辦學校而非老牌重點)，幾年前就買好了市橋中心區的房子，準備讓孩子將來去讀市橋的公立重點小學。然而，仔細考察之后，他們告訴我，還是在華南板塊找個私立學校好了，市橋公立學校生源仍然以番禺土著為主，大家在價值觀方面還有不小的差異，擔心讀慣西式幼兒園的女兒不能很好融入此類公立學校。

這就是規劃所設想不到的另一面，番禺洛溪板塊、華南板塊在政府教育配套缺位的情況下，反倒于夾縫中催生出了一條多樣化的教育之路：如今，番禺幾乎每個社區都有兩所以上小學，一所公立，一所或多所民辦。更多的新興中產階層發現民辦學校更能適應他們的個性化需求，再也不愿回歸公立學校了。

這些民辦學校中的佼佼者，花了整整十年以上的時間，才逐漸得到中產階層的信任和認同，靠的是贏得實驗性教育改革的空間和堅持十年以上的口碑，這是民辦教育和社區居民互為塑造的一個過程，成功的條件是：與公辦學校的差異化競爭，以及素質良好的新興城市公民提供的優質生源保障。

番禺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教育是一項極其需要耐心的事業，區域性的“優質教育”難以被規劃出來，而是歷史性地生長出來的。

如果在南沙等等新區引進香港或國外優質教育資源，實踐創新辦學，辦起一批國際學校，吸引全市甚至全國生源前來就讀，這還是大有可為的，但這需要政策性空間，需要中央在教育改革方面給予地方足夠的制度性支持，而難以由一市一區一份漂亮的規劃成就。

如果這份教育藍圖主要是圍繞區域性的公立教育配套，那么，適應地區人口需求即可，千萬別走到十年前番禺經驗的另一極端——相對于十年前番禺的教育配套“滯后”，“超前”躍進也是城市治理的另一種失敗。除了造成資源浪費甚至權力尋租，最大可能就是“掛羊頭賣狗肉”，只不過是老城區優質教育資源的“套現”，卻與教育旨在育人的本質相去甚遠。剛剛落馬的天河教育局原局長靠賣學位斂財1200萬的案例就是最深刻的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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