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歲的安安是昆明市一所知名小學的一年級新生，可剛入學兩個月，便被沉重不堪的家庭作業給弄得哭起了鼻子。爸爸董先生在微博上吐槽：“孩子才一年級，做作業就要兩個小時，今天更是達4個小時。你是要孩子拿諾貝爾寫字獎嗎……反思吧，中國教育制度。”董先生的一席話引起了網友的共鳴。

網友們把這稱為“中國式作業”，并呼吁改進這種“作業方式”。事實上，從上世紀80年代末到現在，我國相繼提出了“素質教育”和“減負”的概念。可時隔10多年之后，收效甚微。我國學生的學業負擔為何難以減輕？根源在于兩方面，一是雖然《義務教育法》已明確將義務教育均衡發展作為政府部門的重要職責，但義務教育依然存在嚴重的不均衡，“幼升小”、“小升初”擇校熱高燒不斷，幼兒園為讓孩子進名牌小學，嚴重“小學化”；小學為了把學生送進重點初中，加大學習力度。家長們也只好無可奈何地掏腰包送孩子上各種培訓班，看著孩子哈欠連天地奔忙于各種培訓班之間。二是單一的升學評價體系。我國從上個世紀90年代開始啟動高考改革，可是改革均沒有觸及將高考學科成績作為重要甚至唯一錄取依據的實質，因此，中小學的教學完全圍繞高考科目展開，甚至已演變為“從幼兒園開始準備高考”。

早在2002年，我國高等教育就已經進入大眾化時代，到2011年，我國每年的高考升學率達到75%，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已經超過26%，可是，高考的焦慮卻越來越嚴重。其中一個原因是，我國高等教育的等級化趨勢加劇，把學校分為三六九等，在不少地區，沒有考進一本院校就不算上大學。

所以，治理“中國式作業”，切忌頭疼醫頭、腳疼醫腳。需要切實推進義務教育均衡，改革升學評價體系，以及打破高等教育的行政化、等級化，實現各類高等教育的平等發展，給學生創造多元的成才、發展空間。而不是單純下發無效的文件。

其實，推進義務教育均衡，關鍵在政府部門增加教育投入，同時轉變義務教育資源配置模式，折斷擇校利益鏈；改革升學評價體系，關鍵在政府部門轉變職能，將考試組織權交給社會機構，將招生權交給大學，將選擇權交給學生，按國家《教育規劃綱要》確定的高考改革精神，建立“政府宏觀管理，專業機構組織實施，學校依法自主招生，學生多次選擇”的招考制度；而推進各類教育平等發展，關鍵也在政府部門取消一系列歧視性政策，轉變政府管理、發展高等教育的模式。

近年來，每每談到教育改革，都有相關部門出來說，我們有現實的國情，這不能改，那不能改。于是，改革遭遇“中國式困境”，這才演繹出更多的“中國式教育”、“中國式家教”、“中國式作業”……在筆者看來，所謂“國情”，只是有關部門不愿意放權、打破既得利益的借口。只有切實推進教育部門放權，“中國式”教育問題，才會走出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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