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房里永遠飄蕩著一股刺鼻的鉛味，但工人們早就習以為常。他們穿梭在密密麻麻布滿鉛塊的字架間：墊腳，昂頭，抬臂，迅速準確地揀出一枚小鉛塊放入左手托盤；緊接著一個跨步，前腿弓，后腿蹬，又揀出一枚；再一個轉身，姿勢又變了……仰俯之間，移挪之時，手寫稿件排成了可供印刷的鉛字塊。

直到上世紀80年代，這樣的“群舞”，在中國任何一家印刷廠的排字車間里都可以看到。而如今，它早已被封存在人們的記憶里。賈坤曾是社印刷廠的一名排字工，后來升至印刷廠廠長，如今已退休20年了。耄耋之年的他，步履蹣跚，須發潔白，那雙眼睛卻是炯炯有神，當年他正是憑這雙“火眼金睛”，屢屢斬獲排字競賽第一名。“以前你手里拿的那書，隔兩三米，上面的字我都看得清；現在，”他擺了擺手，“不行嘍！”

“排字”是傳統排版工藝的一個工種，是對我國古代活字印刷術的繼承與發展，活字的材質不再是泥坯或木塊，而是用金屬鉛鑄造，故稱“鉛字”。直到上世紀80年代，被稱為“鉛與火”的排版技術在中國印刷業占據著重要地位，排字工被尊稱為“排字先生”。

改一個字，后面的鉛塊都得移

“賈師傅！急活兒！”每當賈坤聽見這樣的喊聲，他就知道又有突發新聞或者需要臨時改動的地方了。賈坤是一把干活的好手，年紀輕輕就做了車間主任，專盯夜班，其辛苦不言而喻，他卻一臉榮耀：“當車間主任沒有不當夜班的，因為當天的重要新聞，還有一些重要文件，經常是趕在夜間印刷。”

夜班工作責任重大，為保證質量，一篇稿子會被分為幾部分，重要內容由經驗豐富的老工人負責，然后依次排下來。“我們這些排字工在工作的時候，眼里只有字，有時候都排完了，腦子里卻不記得文章寫的是什么。”

“排字車間很大，那架子，有1.5米高，上面插滿了鉛塊。什么尺寸的都有：一號字、二號字、三號字……《》那時候用五號字，標題要用大號的。甭管你要什么樣的，都找得到！”賈師傅讓記者坐下，自己卻站著比劃開了，“找起字來，各人也有各人的特點，特別是女同志就跟跳舞似的。”別看賈師傅走路不太利索，可比劃起排字來，好像換了個人。“有時候那字靠下，你還得來個臥魚（京劇身段）！”說著他就利索地表演了一個，很是投入。

如果說追新聞拼的是速度和質量，那么和編輯打交道，要的就是耐心，這更讓賈師傅難以忘懷。那時排版工藝繁瑣，編輯要先畫好版式，再由排字工按版式把上萬枚鉛字拼入一個字盤。遇到少見的字，排字工就得現場在鉛坯上刻字。初稿排好后，打印成紙制版，交由編輯審閱。遇到重要新聞，編輯要再三斟酌，刪減、增補，甚至大段大段重寫。編輯筆尖的一次勾畫，都會給排字工帶來巨大的工作量。“那時候，改動內容可不像現在，在電腦上敲敲打打就成了，排好的字盤中間一改，連帶著后面的鉛字塊都得移。”有人把這形象地稱為“多米諾效應”。在這一效應下，編輯和排字工就成了“最親密的敵人”。“編輯和排字工的感情可復雜了！編輯要精益求精，我們得支持。雖然有矛盾，但終歸是一個戰壕里的弟兄！”賈師傅說。

落后是羞恥的事

賈坤出生于1933年，是土生土長的北京人，自幼喪父，家境貧困。14歲時，他在《華北日報》當上了排字工。頭3年當學徒，燒火、倒水、跑腿兒的事沒少干。廠里的前輩都是師傅，每天上班，師傅們一溜排開，各自在一個架子前頭忙活，學徒們就在一旁打下手。師傅們對剛進廠的孩子，大都比較照顧。“我們車間主任叫王福，對職工很好。他看我年齡小正在長身體，私下總給我一些糖餅吃。工作時，他也常吆喝我‘上去試試！’學徒能多點機會上機器練手，是非常難得的。”60多年前師徒間的點滴細節，賈師傅記得清清楚楚。

進廠之前，賈坤讀過幾年私塾，認得幾個字。但在印刷廠這個終日與文字為伍的地方，文化水平就成了最大的障礙。“開始照貓畫虎地摸索，后來我就逼著自己背了一整本字典。”一年多以后，好學的賈坤脫穎而出，成了獨當一面的熟練工。1949年，《》接管了《華北日報》，賈坤成了中國第一大報——《》的一名排字工。

為了提高工人們的技術水平，廠里每個月都要進行排字競賽，不僅比快，還比準確率，氣氛特別緊張，賽后公布排名，賈師傅幾乎次次第一。但看著那些總摸不著門道的學徒，他也替他們難過。“有個學徒次次倒數，速度質量都差，學習慢，路子、步法也不對，所以每次壓力大得直哭。但就是這樣也熬過來了。”

“那時候這工作是鐵飯碗，進來了基本上就不輕易讓你走，所以可能那個時候的壓力跟現在你們年輕人不一樣。我們當時的壓力就是自尊心，因為落后是很羞恥的事。”賈師傅說。

從“鉛與火”到“光與電”

講述排字工的工作時，賈師傅沒一句叫苦喊難，“就是把上級交給的任務完成好”。但記者在找尋資料時看到了不少讓人辛酸的記錄。一篇回憶性的文章這樣描述道：排字工日夜不停地把鉛鑄成各式各樣的鉛字，把鉛字排成一篇篇文稿，再拼版、制版，出版后將鉛版熔掉，再用于鑄字。“鉛不離身”的工作，使他們成了鉛中毒的高危患者。體檢時，排字工經常被醫生留下做排鉛治療。

記者向賈坤師傅提及這個問題，他想了一下，說：“最主要還是胳膊的毛病。那時候全廠20多位工人，干活三班倒，白班8小時，排字工至少有6小時要舉著手臂。幾年下來，不少人都得上了肩周炎。”有位女工退休回家，想給孫子織件毛衣，卻發現胳膊已經抬不起來了。

上世紀80年代，廠里運來一臺機器。“不用鉛塊、不用火爐，形狀比原來復雜，但是用起來特別省力。”賈師傅說的是第一代手動照排機，那是印刷行業的一次革命。“我們叫‘甩鉛字’革命，口號就是：告別‘鉛與火’，走進‘光與電’。”之后的幾年間，幾代照排技術相繼誕生，排字工“跳架子”的日子徹底成為歷史。

在這個當口兒，已是印刷廠廠長的賈師傅卻提出了調崗的請求。“技術發達了，工人要不斷學習新技術，不然就會成為流水線上的累贅。我是廠長，更要技術過硬，不然更拖后腿。可是年紀不饒人啊，我是心有余力不足嘍。”1986年，賈師傅離開了這間呆了一輩子的印廠。

“在印廠干了近40年，我經歷了印刷行業的變遷。你問我舍不舍得，不舍得又能怎樣？社會在進步，每個人都應該高興。要說不舍得，也有，當年用的大架子。”賈師傅頓了頓，無限悵惘地說：“有一次去日本的印廠考察，激光照排機旁邊，保存著排滿鉛字的架子。而我們的那些‘老伙計’現在都沒了。其實應該保留下一些，讓年輕人也看看，老一輩的報人是怎么走過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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