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桃、陳桂棣夫婦曾經因為寫作《中國農民調查》《小崗村的故事》而成名。這一次，他們放棄了宏大的主題，轉而出版了私密的日記。新書的內容只是兒子多年求學中的困惑與無奈，而這背后似乎是一次同樣宏大的“中國教育調查”
“我兒子厭學，我們沒有責任，責任在于社會、學校、老師。”
11月30日，作家春桃在自己新書《南下北上求學記》的讀者交流會上說。她情緒有些激動。
陳桂棣和春桃夫婦合寫過著名報告文學作品《中國農民調查》《小崗村的故事》，相比于那些宏大的主題，他們的新書卻是整理自春桃的個人日記，主角是他們的兒子。
《南下北上求學記》講述了兒子小明在江西省萍鄉市(書中化名萍城)上小學期間，六年內三次擇校、三次搬家，最后逐漸在市重點學校里變得厭學的全過程，看似瑣碎而個人化，但仍然延續了陳桂棣和春桃關注現實、批判現實的路子，指涉當下種種教育問題和一個地級市的怪異教育生態。
從南下到北上
春桃有每天寫日記的習慣。兒子出生后，關于兒子的日記甚至單開文檔，一個文檔記半年就滿了，每個打印出來都有五六十張紙。兒子上小學六年來，她一共記了幾十萬字的日記。
2005年，由于寫作《中國農民調查》得罪了一些本省官員，春桃不得不帶著5歲半的兒子從安徽合肥風塵仆仆地趕到江西萍鄉，準備讓他在這里上小學。
萍鄉是春桃的娘家。按照她的描述，這里的城市氣質與中國大多數地級市雷同：老百姓不看書不看報，打麻將成風；經濟不夠發達，但講究吃喝。作為一個曾發生過路礦工人大罷工、又策動過秋收起義的礦工城市，萍鄉人講義氣、重團結，講人情、重關系。“動不動就靠拳頭說話”，在春桃眼中，這樣的傳統以一個奇怪的方式延續到了今天。
兒子剛入學，就接二連三地被同學欺負。而為了跟老師搞好關系，春桃的妹妹請老師到家中吃飯。春桃在書里這樣描述兒子第一所小學的班主任，“打扮得很時髦”，“匆匆吃了飯，就和其他老師們一道退到里屋去打麻將了”。
不久，由于作業太多、負擔太重，春桃和丈夫陳桂棣把小明從東門小學轉入北門小學，又因不滿意后者的硬件和體育設施、更因為對重點學校的向往，春桃又托關系，把兒子轉入了重點學校南門小學。他們沒想到，兒子竟然在這所重點小學中產生了嚴重的厭學情緒。
一天，小明突然哭著對父母說，他要回北門小學，說班主任周小萍老師(化名)喜歡罵人，并當眾將小明的作業本摔在地上，罵他的作業格式錯誤，譏諷這是“天下第一格式”。剛轉學過來的小明并不清楚格式要求，嚇得不敢哭出聲。“這件事對兒子產生了極大刺激，”陳桂棣對《中國新聞周刊》回憶。
后來，類似的事漸漸多了起來。“開始一兩年我一直忍氣吞聲。教師節我送給她奧運紀念車票，兒子在報紙上發表文章時又署上她是輔導老師，都沒用。”春桃對《中國新聞周刊》回憶。周老師笑嘻嘻地收下奧運紀念車票的兩個月后，因為小明跟同學在奔跑中相撞，她把他拉到走廊，連扇了五六巴掌。
春桃得知后十分憤怒，卻很快從別的家長處打聽到，“周老師的一個親戚是市里某部門的頭頭，后臺很硬”。
“我不可能永遠這樣忍氣吞聲。”春桃說。她嘗試聯合幾個家長，想換掉班主任。但家長們顧慮重重，計劃最終胎死腹中。“當時有個家長甚至說‘我的孩子太皮了，老師想打就打、想罵就罵，放開手弄他’。” 春桃回憶。陳桂棣又打電話找到一位副校長，卻被告知周老師是一位“優秀老師”。
小明與班主任的沖突愈演愈烈。春桃一次發現小明的課桌因為有廢紙而被班長強行搬走——周老師賦予了班干部們懲罰同學的權力。還有一次，因為小明跟同學發生沖突，周老師當著全班對那個同學說：“你不要理他(小明)就是，不要把他當人，就當他是畜牲。”
小明的成績開始下降，周老師把他的座位安排在了“差生”的靠墻位置。被貼上這一標簽后，小明的厭學情緒達到頂點，更開始與同樣的“差生”混在一起。
無奈之下，春桃夫婦只好為兒子另謀出路。他們花幾十萬在天津買房，為小明辦了個“藍印戶口”，又聯系了一所北京的民辦中學。2011年，他們帶著小學畢業的小明再次逃離，北上求學。
“只能現身說法”
從小明轉到南門小學之后，春桃夫婦開始產生了做一個“中國教育調查報告”的想法。開始有意識地收集材料和證據。“之前對這方面就有過一些反思和困惑，那時開始發現，教育的問題很大。”春桃對《中國新聞周刊》回憶。
彼時，《小崗村的故事》剛剛出版，陳桂棣和春桃正在為《尋找大別山》和留守兒童題材的寫作搜集資料。他們每逢前往合肥、大別山或別的農村采訪，都會順便調查當地學校和老師的情況，尤其重視地級市以下小城的教育情況——中國70%的孩子都在這樣的小城成長。
他們漸漸發現，許多地方存在與小明遭遇類似的教育問題。在稍大一點的城市里，高學歷人才更愿意去當公務員，當了老師也沒有熱情，教書僅僅是謀生的手段。小地方則有不少不夠格的人“走后門”當上了老師，更多的原因是這份工作有兩個假期和穩定工資。在重點學校，“走后門”的現象甚至更為普遍。
做調查的那段時間，春桃一天到晚都很焦慮：現在學校老師怎么那么差勁？學校有那么難辦嗎？她簡直想自己辦一個學校。她在大別山采訪時提出這個想法，得到的回答是，“別辦了。所有的孩子都跟父母打工去了，學校連學生都招不滿。”
同時，她也很快發覺，教育話題竟比農民問題更為敏感。中國有多少崗位就有多少崗位的家長，這個領域遠比農民領域更復雜。雖然很多家長、老師都有一肚子苦水，什么故事都能摸得到，但他們只敢背后講講，絕不同意在書中采用。
春桃夫婦開始擔心，由于缺乏人證，書籍出版后會因為證據不足引發糾紛甚至官司。這方面他們擁有切實的經驗——在出版《中國農民調查》期間，他們惹上了一起官司。如果這本新書里有一點細節不實，官司就有可能輸掉。
于是，春桃開始考慮將自己的日記整理出版，現身說法。把自己一家人寫進去，勢必會自損形象。很多朋友勸她放棄這個計劃，她猶豫了一兩年，甚至有時候睡不好覺。但最后還是決定將日記出版，她覺得：“必須對家長、對學校有所沖擊。”
經過權衡，無論孩子還是老師，在書中均采用了化名。為了保護爆料的老師，春桃干脆把幾個老師的內容整合在一起，全部變成“鄭堅老師”的話。萍鄉市在書里被改成了“萍城”，涉及到的三所小學也都改了校名，此外，關于校長腐敗和后臺背景的段落，書里只寫了實際情況的四成。因為自己的日記有過十分詳細的記錄，她再三向記者強調全書每一個細節的真實性。
但即便如此，他們的寫作對象也十分容易被識別，尤其是對于萍鄉人而言——比如，萍鄉南門其實就只有一所市級重點小學。
就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前一天，春桃夫婦接到一個爆料老師的電話，《南下北上求學記》一書在萍鄉教育界不脛而走。南門小學的領導為此十分震怒，竟然正在追查材料的提供者。為了自身安全，這位老師只能用公用電話與春桃通話。
“要是我兒子還在萍鄉念書，我應該暫時不會出這本書。”春桃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每一個父母都要考慮孩子的安全。”
“我生孩子到底是為了什么？”
2011年小明到北京后，學習壓力驟減，春桃夫婦竟然又有些不適應了：這個學校也太松了點，作業怎么那么少？
他們為兒子挑選的是一所民辦學校，校長是臺灣人。教職工里天主教徒比較多，“絕不會出現老師打孩子的情況”。另外，每個班只有20人左右，兒子“好歹不會成為被放棄的對象”。
他們很快看到了兒子的變化。初一那年，小明在春桃的鼓勵下第一次報名參加了運動會的200米和1000米比賽——之前在江西讀書時，運動會都是由老師指定專人參加，小明從來沒有得到過機會。1000米跑到最后，小明被別人領先了足有一圈，但在全場的加油聲中，他堅持跑完。從那以后，他經常去健身房跑步。
除了運動會，小明還踴躍參加學校的辯論、表演及義賣活動，漸漸開朗起來。“以前他沒有個性、沒有自我，現在敢于嘗試很多東西，性格一下就變了。”陳桂棣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最讓春桃感到意外的是，這個學校讓家長成立了“家委會”，便于與校方溝通。小明一開始的班主任也不大理想，經家長反映，很快就換掉了。想起自己在江西為了換班主任費的九牛二虎之力，春桃感慨：“跟‘下面’反差太大了！”
對于春桃和陳桂棣來說，做出“北上”的決定并不容易。用春桃的話形容，自己“經過了幾年的思想斗爭”。
在萍城最后的一段日子里，他們熟識的、曾經在《中國農民調查》惹上官司時協助過他們的律師朋友陸智敏多次前往江西，發現這個家庭的狀況已經近乎“窒息”：孩子壓抑得什么話也不說，就連春桃和陳桂棣似乎也透不過氣來。
“不夸張地說，他們自己都快被逼瘋了，更不用說孩子了，”陸智敏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他多次做兩人的工作：“不管來北京來天津，你們必須換環境。”
對于“北上”，春桃夫婦有最大的擔心：沒有戶口，孩子無法參加中考和高考。他們雖然在天津買下了“藍印戶口”，但小明死活不愿意去——后來他們才發現，天津重點高中對藍印戶口學生的安置數量有限制，只有一成孩子才能通過考試入學。最奇怪的是，這個考試不考語文，只考數理化和英語，因為語文拉不大分數差距。
“要是以前我就逼著他去了。一個可以參加中考的地方，不去太浪費。”春桃說。但后來她慢慢想通了一個問題，“我生孩子到底是為了什么？最開始就是因為我特別喜歡孩子，并不是為了讓他光宗耀祖。”
兒子上小學后，她開始不自覺地“被應試教育牽著鼻子走”，“我現在要回到他上小學之前我對他的期待，只希望他能把學習的興趣找回來，以后能自食其力，做一個善良、感恩的人。”她說。
幾個月前，當春桃提筆開始寫作《南下北上求學記》頭幾章時，小明跟在后面看，邊看邊哭。在萍城的六年讓春桃夫婦學會了一件事：不要替孩子做決定，凡事尊重他的選擇。
小明喜歡畫畫、并且畫得不錯，宣稱“對應試教育已經絕望”的春桃夫婦決定依他的意思，放棄中考。明年，小明初中畢業后將直接報考美術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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