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目前正處于一個經濟轉型發展的關鍵時期，即“新經濟”時期。新經濟的出現是由信息技術的發展和全球化進程的推動共同促成的。要通過加快城鎮化進程、扶持大學生創業、鼓勵新經濟下靈活就業、加強勞動者教育培訓等方法促進我國就業結構轉型升級。
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受產業結構變動影響，經濟形態都會不同，我國目前正處于一個經濟轉型發展的關鍵時期，即“新經濟”時期。新經濟的標志是知識經濟、網絡經濟和虛擬經濟，新經濟同時具有全球化這一特征，可以說，新經濟的出現是由信息技術的發展和全球化進程的推動共同促成的。
新經濟促進就業結構轉型升級刻不容緩
(一)就業結構滯后產業結構
就業結構與產業結構之間存在著密切關系，二者相互影響，相互作用，只有二者的結構相適應，才能促使經濟良性發展，實現充分就業。
首先，產業結構轉變對就業結構轉變具有正向作用，產業結構合理化可以推動人力資源配置合理化、增加就業，從而促進就業結構優化。其次，第一產業多年來偏離度一直為負值，且絕對值大，這說明就業結構與產業結構不匹配，產生了剩余勞動力;第二、第三產業的結構偏離度雖然呈現正偏離，但是近年來有下降的趨勢。在新經濟的背景下，第一產業無法再對勞動力的就業產生強帶動作用，新經濟、新動能、新業態的出現使就業結構加快了轉型升級的速度，就業結構的轉型升級已刻不容緩。
(二)區域供求不平衡
目前，我國城鄉之間以及不同地理位置或不同經濟狀況的各省市之間都存在就業差距，這種差距代表著各區域間的就業結構性矛盾突出。無論是城鄉還是省市，區域間的不平衡情況一直存在，新經濟背景下就業結構轉型升級中的問題也依然存在。
近年來，由于“劉易斯拐點”的出現，就業結構出現了一些新變化，企業很難找到合適的高技能勞動者，而勞動者也不愿犧牲個人利益和權利，委曲求全地工作于自己不滿意的企業中，使就業結構矛盾重重，促進就業結構的轉型升級已勢在必行。究其原因，我國第三代農民工已經成為新生代農民工的主體，他們的利益訴求和權利訴求愈加明顯，不再滿足于初級的生存需要。
此外，經濟發展的紅利涉及的相對落后的中西部地區以及農村地區有限，這些地區的勞動者所能從事的大部分行業依舊停留在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第三產業發展緩慢，新經濟所產生的新興產業不足。只有在發展落后地區，使當地的勞動者能夠在本地就業于高新技術和新興產業，才能帶動新經濟在該地區更好地發展，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就業結構的區域性矛盾。
(三)人力資本質量偏低
目前，我國仍然是人力資源的大國，正在向人力資源強國邁進。在新經濟背景下，我國已成為以知識型人才和高新技術人才共同組成的“智造大國”“制造強國”。技術進步、人工智能、大數據、互聯網經濟是這一時代的標志，也意味著高效率高質量的人工智能正在代替大批量的人力資本質量低的勞動者，致使大量低質量的勞動者失業。技術進步的確對就業產生了一定的消極影響，但就長遠的形式來看，科技進步提高了勞動生產率，國民生產總值被拉動上升，帶動新經濟的發展和新興產業的壯大，而這又會反作用于就業，為勞動者創造更多的就業崗位。我國企業依舊存在“用工荒”的問題，實則不是缺乏勞動者，而是缺少高新技術人員，我國的人力資本質量仍然偏低。
(四)人工智能的沖擊
當今，人工智能發展勢頭迅猛，未來有望在全球多個行業和場景下得到廣泛運用，尤其是我們將會看到大量的人類工作被機器取代。在過去數十年，中國因人口紅利受益良多，勞動力的擴張大大促進了經濟增長，但老齡化正使中國逐漸失去這一推動力。中國的勞動年齡人口最早將在2024年達到峰值，并在之后的50年中減少五分之一。這一人口結構變化趨勢意味著在當前生產力水平基礎上，中國將缺乏足夠的勞動力以維持經濟增長。拉動經濟增長唯一可行的方式就是大幅推動生產力增長，而人工智能有助于縮小這一差距。
人工智能所替代的工作多是人力資本質量低的勞動者所從事的缺乏創造力的工作。因此，我國的就業結構必須隨之轉型升級以應對人工智能對勞動力市場的沖擊，緩解因替代大量低水平勞動者所帶來的諸多矛盾和問題。
促進我國就業結構轉型升級的政策建議
加快城鎮化進程。根據中國社科院的統計，截至2015年，我國城市化率達到52.28%，超過半數;而未來20年有望達到68%，可見我國一直致力于推進城鎮化進程，也在不斷探索新的方法與道路。就北京而言，從推進京津冀一體化到確定設立雄安新區，這無疑是為推動城鎮化進程做出的巨大嘗試。數據表明，與長三角和珠三角相比，京津冀地區的城鎮化率仍相對較低，其他偏遠城市則更低，所以，我國還應持續推進城鎮化進程。可以通過加大公共基礎設施資金投入、鼓勵開辦中小型民營企業、發展現代物流業和信息產業、關注地區旅游資源開發等方式發展第三產業，推動地區城鎮化水平的提升，改善就業結構，實現就業結構的轉型升級。
扶持大學生創業。在“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大背景下，創業問題尤其是大學生創業無疑是影響當今就業結構轉型升級的重要因素之一，政府出臺了許多扶持政策，然而，阻礙大學生創業的主要因素在于創業風險和經驗不足。
大學生創業收益與風險同在，政府應通過一系列政策手段的扶持與保障，努力解決創業中存在的問題，并且盡可能為大學生規避風險。例如，政府和學校可以開展優秀大學生創業案例講座，分享創業成功者的經驗，使夢想創業的學生可以汲取前車之鑒，在創業路上少走彎路;增設創業類比賽項目，使此類比賽更具學術性與權威性，使參與的學生能夠真正學到知識、增加閱歷等。我國目前的就業政策無論是在金融貸款方面，還是在稅收繳納和企業運營方面，已經為大學生創業提供了很多優惠與便利。
鼓勵新經濟下靈活就業。如今，靈活就業在人們的生活中已經非常普遍，這一現象得益于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和政府的政策放寬。當從業者有了更靈活的就業選擇時，就業結構就會隨之發生轉型升級，以符合新經濟的發展規律。
分享經濟與零工經濟塑造了靈活的新型就業形態。發展分享經濟和零工經濟是實現我國就業優先戰略的重要途徑。2016年，滴滴出行平臺為社會創造了1750萬個靈活的就業機會，平臺每天直接為207.2萬名司機提供人均超過160元的收入。在房屋住宿領域，小豬、途家、住百家等幾大平臺帶動直接和間接就業人數超過200萬人。在生活服務領域，大型外賣平臺注冊配送員已超過百萬人。
零工經濟則為高新技術人員等人力資本質量較高的勞動者提供了大量的就業機會，尤其是教師、醫生、律師、設計師等靈活就業崗位。為推動零工經濟的發展，政府需要不斷完善鼓勵政策，給予高新技術人員獲取更多勞動回報率的機會，同時又要嚴格界定執行范圍和政策規范，以保證政策的有效實施。
加強勞動者教育培訓。在新經濟背景下，企業最重要的財富就是人力資本和技術進步，勞動者只有擁有較高的知識水平和技能才能避免失業，免受人工智能的沖擊。國家應加大對勞動者的教育培訓力度，提高教育培訓水平，增強教育培訓指導，以提高我國人力資本的質量，解決新經濟帶來的技術性失業問題，促進就業結構轉型升級。
學校應開展更多科技創新的比賽、課程或活動，為大學生提供良好的教育資源，使他們能夠擁有一個提升自我人力資本的平臺。同時，為學生提供就業能力輔導和培訓，以提升大學生整體的就業和創業能力。此外，政府應為新生代農民工接受專業技能培訓提供政策支持和保障，解決農民工的失業問題。從長遠發展來看，不僅能解決就業結構性矛盾，還能加速技術創新發展，提高企業勞動生產率，對就業結構的轉型升級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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