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光明日報
編者按 8月13日-14日，世界大學校長論壇在深圳舉行。圍繞“21世紀大學的新使命和人才培養”，近200名中外大學校長站在經濟全球化和教育國際化的戰略高度，圍繞本國和本地區的經驗與思考，就高等教育國際化人才培養、提高大學生適應經濟社會發展需求的能力、大學體育與國際視野和創新精神的培養、綠色大學的建設等議題，各抒己見，分享經驗，達成共識。“只有像鴕鳥一樣把頭埋在沙子里，我們才可以不去面對國際化。”和南非羅德斯大學校長薩里姆·巴達特一樣，參加世界大學校長論壇的校長們早已看清，全球化帶來的高等教育國際化趨勢毋庸置疑。然而，在高等教育里，全球化這個詞到底是什么意思？
國際化=麥當勞？
美國紐約理工大學校長愛德華·奎里亞羅斯：我有一個新的大學分類叫做“全球性的大學”，它其實反映了這個大學在全球運作里復雜性的程度，以及與全球連接的程度。相對來講，在比較低層的就是一種建立于友誼之上的聯盟，例如來自世界不同地區的學術機構聯系起來，簽署協議，交換想法，或者是交換教職員工；高一點的就有雙學位課程，或者有能夠授予學位的分校區；在這個金字塔的最高層就是真正意義上的全球化的大學，它在世界上不同的地方只提供一個學位，只提供一套課程，學生可以到處走，在不同的地方上學。在這樣一個學校里，學生、教職員工的思想沒有任何界限的約束，可以不斷地交流，而這種外向型的全球化的大學有一套標準，在全球有一套評估的體系，它是由一套管理班子來管理的，無論是虛擬課堂還是遠程課堂，都能夠提供豐富的內容，能夠融會貫通各種知識，帶來真正全球化的教學內容。
某校長代表：你剛剛提到了全球化的大學是在全世界都有校區，但是只頒發一個學位、有同樣的教學課程以及有同樣的標準，這就像麥當勞模式，無論去哪個地方的麥當勞，你買到的漢堡包都是一樣的，這有質量控制的優勢，但是也有它的劣勢。這是否代表了一種文化殖民主義？這與真正的交流之間的區別在哪里？與建立真正的植根于當地文化的教育的區別在哪里？
愛德華·奎里亞羅斯：這樣一個全球的大學不會變成麥當勞。好的大學基本上是研究型大學，符合這個標準的90%來自美國。這種模式是不能復制的，因為好的教授、實驗設備是不夠的，沒有辦法復制這種研究型大學，也沒有辦法讓這么多人讀博士學位。我強調的是：有這樣一種類型的大學，這些大學可能在世界上五六個地方有分校，有的可以通過與非營利組織建立合作關系來成立分校，或者是國家高等教育體制內的一個教育機構。這類大學的工作就是要確保各個分校的教育質量跟本校的教育質量是一樣的，而且學位也是一樣的。
愛爾蘭都柏林大學校長休·布蘭迪：有些大學有能力把他們的校區遍布世界各地。如果我們能有一個非常具有創意的、統一的模式的話，是可以這么做的，我們也可以更好地使用這種模式。當然我們不會使用麥當勞的全球統一模式。我們的分校區可能有一些差異，但是我們有一些最基本、核心的課程——就像有統一的骨架，但卻有不同的血肉——我們會有一些當地的做法。
如果講全球化大家就認為是像麥當勞這種模式的話，我肯定不認同，這不是我理想的全球化。但是，比如說在工程、醫學領域，肯定是有一些通用的核心課程的領域，就沒有辦法本地化了。當然，全球化也必須要考慮到這些項目、課程的本土特點。為了適應本地特色，我們利用了最新的技術如遠程會議技術等等，以此來解決學生面臨的問題。如果全球化能夠進一步幫助我們發揮當地的特色和優勢，同時能夠求同存異，并且讓我們的學生更好地應對因為文化不同帶來的挑戰的話，這就是一件好事。我們希望我們的學生從畢業的那一天開始，就可以在不同的環境下、不同的國家中順利地工作，這樣的話，我們才能培養出真正意義上的全球公民。當然，對我們大學而言，我們面臨的挑戰就是怎樣充分利用現有的最新技術，打破舊的秩序，創造一個更有想象力的未來。國際化=哈佛？
南非羅德斯大學校長薩里姆·巴達特：學生的交流、高等教育的國際化，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發展中國家高等教育的發展，使其更具活力，但是在當前背景下，學生的流動并沒有真正幫助我們實現一個最終目的，那就是進一步促進欠發達國家智力的發展、知識的發展、技能的發展，以及促進欠發達國家教育體系的根本性改進，在這方面還是有所欠缺的。
如果你站的高的話，你可以看得遠，可以看到不同的東西。但如果你面對南方和北方，你看到的東西是可能不一樣的。如果覺得全球化作為一個我們生存的基本環境，能夠給我們所有的社會帶來同樣的生存條件的話，這未免太天真了，沒有任何歷史證據能夠證明這一點。如果有人說全球化讓世界變得更小了，讓世界更加安全了，可能我會認同。但是，我們現在面臨的挑戰沒有一個全球化的、統一的解決方案，比如說南非、中國，都必須找到自己的方式，就像在海底巡航一樣，必須找到自己的航線，才能解決它的問題。可能我們覺得有一個世界一流大學的黃金標準，難道這個標準就是所有大學的未來嗎？在我們的社會中有不同類型的大學，南非不需要25所哈佛等級的大學，它需要有25所大學能夠在本地、在國家、在全球的層面上更好地影響高等教育發展。我希望我們的社會能夠通過合適的教育機構來實現高等教育的國際化，而不是簡單地抄襲其他國家、其他地區的做法。
臺灣東海大學校長程海東：提到全球化，許多校長在談話中都會強調數字，包括老師的數量，學生的數量，發表文章的數量，協議簽署的數量等等。我想提一個不同的視角，尤其是從學生的角度，還有師資數量的角度，主要是在不發達國家。這些國家的師生沒有機會出國，也沒有機會接待來自世界其他國家的人，對于這些大學來說，怎么樣能夠教育這些學生，讓他們面臨全球性的問題？內容和內容所處的當地的環境更加重要。我們必須要利用領先國家的資源，去教育不發達國家的學生，讓他們考慮全球的問題，比如我們講到節約資源、碳減排，還有臺風和地震的效應……我們怎么樣能夠從全球的視角來教育世界不同國家的學生，讓每個人都意識到這是我們唯一的星球？這個問題應該是教科文組織關心的，但是另一方面，我想這也是我們作為高等教育工作者應該考慮的。
東帝汶國家大學代表：說到高等教育全球化，我們現在面對的問題就是跨境教育。兩年前我在上海參加的一個會議講到了教育的質量保障，來自新加坡、澳大利亞的大學可能在越南、中國都有自己的分校，這種跨境教育和把學生、教職員工送到海外求學的做法是否不同？這種在海外建立分校的方法，真能夠為我們實現雙贏？或者說能夠解決南北發展不平衡，尤其是教育發展不平衡上的問題？大家更多關注的是發達國家之間的關系，很少講到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高等教育的關系。我們的很多教職員工、學生到發達國家學習，但是這些人出國之后卻很少回國工作。
薩里姆·巴達特：南北教育機構之間的合作必須建立在互惠互利基礎上，10年前，這種關系是放在世界貿易組織談判上的，因為當時在世貿的關稅貿易協定里，高等教育變成了一個服務性的商品。在過去的15-20年里出現了這種范式，它是和全球化進程相關的，不管你喜不喜歡這個進程，它已經存在了。
我的大學里有35%的學生來自其他的國家，這些學生的學費和本地學生是一樣的，我們不會多收費，不像其他國家，本地學生交3000英鎊，國外的學生要交7000英鎊，我們對本地學生和留學生一視同仁。我們不把高等教育國際化看成是增加學校收入、榨取更多出口價值的機會。高等教育全球化是一個全球發展的問題，而不單是一個經濟上的問題。
一所大學或者一個小的國家怎么能留住他們的人才？如果是政府用公共基金派他們出去的話，在國內構建一個經濟、政治、社會上合適的環境，他們才愿意回來。因為這些人不是光靠金錢就能吸引他們去工作的，他們需要的是一份熱情，比如說為國效力的熱情，如果有合適的環境，他們是愿意回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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