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結構完整的語文試題就是一個豐富的微型精神世界。倘若作一番冷靜探究，我們會發現：北京卷呈現著人才選拔、學科導向、質量評估等等多重價值效能，業已在全國基礎命題測試平臺上展示出“首善之區”高水準的專業風采。茲以近年某些典型試題為例，淺議如次。試題：內外勾連考題，彰顯核心素養

除了有限的幾分默寫題，高考語文試題一般不直接取材于統編教材。毋庸諱言，高考試題的命制對整個中小學語文教學具有巨大的“示范性”“啟發性”“導向性”，考什么就教什么、教什么就學什么早已是不少學校的做法。

有鑒于此，北京卷近幾年的“課內外勾連”考題，恰好在如何有效回歸整合課內教材資源方面做了非常可喜的嘗試。再者，這種內外勾連試題本身又體現出最新《高中語文課程標準》所大力倡導的“專題”或“群文閱讀”教學方式的良好態勢，甚至可以說早已超前地滲透了《課標》所提“任務群”的新銳理念。這類考題語文學科的教育價值導向作用不言而喻。這類試題既可以啟示廣大考生——教材是有用的，命題有章可循的;又為高考命題視角的拓展與材料的遴選走上理性軌道做出有益嘗試，以期告別過去那種“打一槍換個地方”式的隨意隨機的“捉迷藏”狀態——原本就處于強勢的命題者占有了更大的自由空間，而原本就處于弱勢的應考者則逐之唯恐不及，“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疲于奔命，苦不堪言。

這種試題目前主要有兩類。

其一，單一勾連式，即課外一文勾連課內一文或一詩，主要由課外文言文向課內詩文勾連。如2014年第13題：歐陽修的《偃虹堤記》和范仲淹的《岳陽樓記》堪稱姊妹篇，內容相得益彰。談談你從兩篇《記》所抒發的為官情懷中獲得的感悟)。課外詩歌向課內詩文勾連，如2015年第19題：歐陽修《醉翁亭記》描寫了瑯琊山的四時景色，表現了作者以山水自適、與民同樂的情懷。與之相比，蘇軾這首《醉翁操》所描寫的景色和表現的情懷有何不同?

其二，復合勾連式，即課外一文勾連課內兩詩文。如2017年第17題：同樣是描繪山峽，《曉行巴峽》與下列詩句相比，在運用意象、抒發情感方面有何不同?請結合詩句，具體分析。(6分)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酈道元《水經注》)玉露凋傷楓樹林，巫山巫峽氣蕭森。(杜甫《秋興八首》)。

不管采用哪種形式，勾連為突出詩文在意象、情感、主旨、手法等方面的異或同，或異、同兼顧。考查的直接目的就在于：由課外文本回扣課內教材，內外結合，相互比對，引導教學回歸教材，幫助學生夯基固本。

這種命題背后真正的考量，是學科“核心素養”的強力突出：

突出了必備知識的掌握與關鍵能力的熟練運用。如2017年第17題，“同樣是描繪山峽，《曉行巴峽》與下列詩句相比，在運用意象、抒發情感方面有何不同?請結合詩句，具體分析。”這里考查了必備知識“意象”，對什么是詩歌意象，常見意象有哪些，不同意象有什么樣的思想情感寄寓等，以及如何通過意象來分析作品思想情感等關鍵能力都作了考查。而課外詩文的必備知識與關鍵能力，關鍵在教材，課內外勾連題的考查，強化了必須掌握教材蘊含的必備知識與關鍵能力的教學導向。這也是考生必須具備相應語文核心素養、核心能力的必然要求，也是高考這一選拔性考查中必然的要求。

突出了思維品質的訓練與提升。課內外勾連的考查，其思維的核心是比較中的求同或求異思維。這要求學生在掌握必備知識和關鍵能力與素養的前提下，能敏銳、準確、深刻并靈活地篩選、概括、整合相關信息，全面而深入地理解、比較課內外作品的內容、藝術手法、情感意旨等，得出符合要求看法，并能簡要闡述。這一系列的思維過程，檢測訓練的正是學生的思維品質。

突出了審美品位的培養與提高。課內外詩文的勾連與比較，思維上強化求同或求異，導向的不僅僅是思維品質的提升，還同時突出了審美情趣、審美品位的著眼點或歸宿點。課內外詩文的勾連與比較，滲透的是比較鑒賞的思想，導向的是教學中對這一鑒賞思想的訓練與運用，利于提升學生的審美品位。

作文：展現“限制屬性”，突出人文情懷

優質高考作文命題，應該具備有效應對押題者的“意外性”“新穎性”，而不能讓考生頓感 “似曾相識燕歸來”。高明的作文試題，考生人人心中皆有，而人人筆下原無。由此看來，選拔性高考作文命題，要具有某種必須遵循的“限制性”，形成一個相對獨立的話題背景或言說情境，讓考生由此及彼、由局部到整體、由具體到抽象的引申發散，進而謀篇成文。一言以蔽之：高考作文要有內容、情境、文體等多方面的限制。

比如北京卷2005年的作文題，要求寫命題議論文——《說“安”》。雖然該試題在當年遭到了相當嚴苛的否定，但筆者卻認為這道題在引導作文教學回歸正道方面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眾所周知，自1999年以后相當長的時間里，內容寬泛、文體不限的 “話題作文”命題形式風靡全國。2000年全國卷的“答案是豐富多彩的”就是典型代表。比起以往限制較多的作文命題來，“話題作文”確實給了考生較大的想象空間，也確實較好地調動起不同考生的寫作潛能。但是，隨著這種命題形式的持續風行流變，許多始料不及的問題也不斷涌現，一種想寫什么就寫什么，想怎么寫就怎么寫的超自由的理念迅速蔓延起來。寫作教學的規范性、規律性受到空前挑戰。

這時的《說“安”》一題，無疑為當年沉迷于自由自在的“話題作文”夢幻里的廣大師生兜頭潑了一瓢警醒的冷水。它有力地告誡廣大師生：高考作文是應該有明確限制的，能寫什么，不能寫什么;提倡什么，不提倡甚至反對什么，都是有明確底線的;選用什么文體，不能選用什么文體，也是有明確要求的——即使“文體自選”，也要選什么文體就要寫得像什么文體，不能寫得“四不像”。

不過，這樣的“限制性”卻一直備受社會各界詬病。殊不知，必要的“限制性”恰恰正是選拔性高考作文(乃至整個考卷)不可或缺的屬性，沒有“限制性”， “選拔”又從何談起?同時我們還應該看到，適當的“限制性”也是日常寫作教學(乃至其他學科)訓練學生精細思維能力的重要因素。命題者把題目的外延限制在相對狹小的范圍之內，讓考生的思維聚焦在某一個“小范圍”里，然后再進行精細的構思謀篇，在訓練學生準確語言表達力的同時，也訓練其敏銳精確的思維能力。說得再長遠一點，這樣的“限制性”寫作也是一種特殊的意志品質的歷練。試想，在考生遲早必然要面對的未來包括寫作在內的社會生活中，各式各樣的“限制”將是無可避免的;因此，學會在各種“限制”中錘煉意志、提升能力、追求成功，是現代青年學生必須具備的精神素質。

當然，與“限制性”相輔相成的另一面，是“開放性”。若沒有“開放性”，作文題就會陷入死板的“封閉”狀態，就缺失了構思想象的多維空間，也就很難激發起不同考生的寫作潛能。在中小學日常語文教學中，我們同樣需要自覺引導學生去把握好、處理好“限制性”與“開放性”的辯證關系，并在其中培育學生的語文智慧。

另外，近年高考作文命制中確實存在一種遠離時代風云的玄虛化傾向，存在一種誤導考生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空發思古情的傾向，存在一種過于注重“為藝術而藝術”的形式主義傾向。

“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即使是選拔純粹的文學家，難道就可以“躲進小樓成一統，管它春夏與秋冬”嗎?旨在為國家選拔人才的高考作文命題，難道不應該向立志成為各行各業建設之才的年輕學子明確昭示一種關注現實人生的價值取向嗎?

2018年北京卷“二選一”中的作文題：今天，眾多2000年出生的同學走進高考考場。18年過去了，祖國在不斷發展，大家也成長為青年。請以“新時代新青年——談在祖國發展中成長”為題，寫一篇議論文。

也許有人會質疑：這樣的作文題是否過于寬泛、過于政治化呢?其實，這樣的疑問大可不必。高考語文考試，也可以看作是考生在基礎教育階段的最后一節語文課。在這樣特殊的語文課上，引導考生思考一下個人與家國之間的關系，思考一下成長與環境的關系，有何不可呢?從寫作技能本身來看，同樣沒有任何問題;大題可以小作，小題也可以大作，虛可以化實，實也可以化虛;寫文章的關鍵不在于寫什么題而在于怎么寫。以“宏觀”的國家發展作為背景，寫“微觀”的“我的成長”，完全可以寫得具體充實。這樣的試題，直面個人與國家的關系問題，帶有很強的現實針對性，既可以考查了考生的“簡明、連貫、得體”的語文能力，又引導考生思考個人成長與國家發展的關系，引導學生關注他人、關注社會，關注自己與外部世界之間的聯系，關注自我心靈世界的成長，從而激發關注當下現實的人文情懷。這種命題的價值取向是值得充分肯定的。這對今后日常中小學語文教學也有良好的導向作用。

“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關注現實與繼承傳統又是不可分割的。傳統文化可以在時代浪潮撞擊中逐漸與現實生活相融相合。追尋文化根脈，汲取傳統元素，也是弘揚文化自信的當下極其響亮的呼聲。高考作文同樣折射出這一時代的文化氣息：關注中華優秀傳統的繼承，正是高考作文命題的另一要旨。2014年北京卷作文要求考生對“老規矩重新被提起引起熱議”的現象進行思考。 “寫作是認識世界、認識自我、進行創造性表述的過程”，“寫作教學中，教師應鼓勵學生積極參與生活，體驗人生，關注社會熱點，激發寫作欲望”，這是現今《普通高中語文課標(實驗)》對日常作文教學指導的基本要求。由此看來，在語文教學中，如何引導學生關注社會現實，如何引導學生繼承中華傳統美德并在與時俱進中發揚光大;如何幫助學生及時建立起適應生活的新需要的寫作意識，這不僅是高考作文命題鮮明的價值取向，同時也是語文教育教學應該恒久堅守的人文主題。

北京卷在作文“二選一”、名著閱讀、“微寫作”等多方面的命制嘗試，也大都走在了全國各類選拔性命題的前沿，既“開風氣”又“為師”，大有篳路藍縷之效。

隨著國家課程改革的不斷深化，隨著基礎教育的不斷發展，北京卷將持續與時俱進，向“立德樹人”的教育總目標不斷跋涉，不斷展現出良好的專業引領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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