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目前，10個子課題的研究框架和寫作提綱均已形成，課題組累計召開會議21場，發表階段性成果35項，其中論文、研究報告等34篇，即將出版專著1部。”中國政法大學黨委書記胡明口中包含1個核心子課題和9個支撐子課題的項目，是2017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考察中國政法大學時給學校留下的“一號工程”——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體系研究。
一年來，圍繞“一號工程”，中國政法大學把創新法治理論研究、提升法治人才培養水平的功課做到了法學學科體系、法學教材體系、交叉學科創新發展等方方面面，打造出了法治人才培養的“升級版”。
探索重構法學學科體系
“法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教材體系建設對法治人才培養至關重要。”中國政法大學校長黃進清晰記得，總書記到學校考察時強調，在這個問題上要深入研究為誰教、教什么、教給誰、怎樣教的問題，要有底氣和自信，努力以中國智慧和實踐為世界法治文明作貢獻，要做中國學術的創造者、世界學術的貢獻者。
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李樹忠坦言，總書記去年考察學校時，在充分肯定法治教育取得成績的同時，也嚴肅指出了當前法學教育和法治人才培養存在的問題，法學學科體系的結構、內容等問題尤其突出。
過去一年里，圍繞深刻理解和貫徹落實總書記講話精神，針對新時代“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法學學科體系的構建和改革問題，學校思考和探索的腳步從未停歇——
從2017年7月起，組織有關部門和專家，對清華大學、北京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南開大學等高校進行調研；
2017年9月，召開構建中國特色法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高端論壇，同時整合學校校刊資源構建中國政法大學雜志社，開設專欄，開展主題征文活動，圍繞學科建設、學術問題、學術思想、學術創新等重大問題展開富有成效的討論；
2017年12月，舉辦旨在探討“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的“法治中國論壇”，廣邀法治實踐部門、科研院所、法學高校的專家學者，就新時代法學學科建設思路、標準、路徑等問題展開深入探討，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學學科體系的構建奠定智識基礎。
“法學研究要有及時有效回應經濟社會需求的能力，而這些都需要有高水平的法學學科為依托。”李樹忠認為，對法學學科要統籌謀劃、整體布局，該堅持的堅持，該調整的調整，該改革的改革，該創新的創新。
建成“一體兩翼”法學學術體系
學校推動法學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建設，打造“一體兩翼”法學學術體系，“一體”即法學學科本體，是與相關學科能夠對接融合的學術體系；“兩翼”即以基本原理、基本話語構成的理論學術體系和以服務國家重大戰略項目構成的應用學術體系。同時，學校牽頭制定并發布《立格聯盟院校法學專業教學質量標準》，為創新法治人才培養機制，深化法學專業教學改革，提高法治人才培養質量提供標尺。
“法學學科體系的最大瓶頸在于缺乏實踐性，由此帶來的直接后果就是新興學科和交叉學科發展不足，社會急需的學科無法開設或是開設不足，學科知識體系封閉，不能涵括社會發展所帶來的知識更新。”中國政法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所長劉坤輪介紹說，為此，學校專門組織了學科建設團隊，充分調研全校19個法學二級學科和法學以外11個一級學科，以便為破除法學學科體系發展的制約因素，真正形成開放式的學科發展體系，走上學科動態調整的科學發展道路進行儲備。
劉坤輪透露，改革創新的進程中必然伴隨著陣痛。以推進“德法兼修”為例，因承擔著教育部高等學校法學類專業教學指導委員會相關工作，學校在牽頭制定的法學類專業核心課程體系“國標”中將法學類專業的16門核心課改為“10+X”，將“法律職業倫理”直接納入10門必修課之中。
“此前我們沿用的法學核心課程體系，從1999年至今，幾乎20年沒動過，做如此大的改動，難度可想而知。但要把德法兼修真正落到實處，從根本上解決法學教育理想信念、思想政治短板，法學課程體系改革無疑是個重要抓手。”劉坤輪說。
李樹忠也坦承，赴兄弟院校征求完善法學學科體系的意見和建議時，對理論法學和應用法學的布局也有各種不同聲音，但目標都是一致的，用更科學的學科設置方法來凸顯憲法學的根本性、重要性，解決目前實體法與程序法分立、人才培養碎片化等問題。
制定未來3年學科振興計劃
目前，學校研制法學一流學科建設標準，各個法學二級學科將對標一流學科建設標準，制定未來3年的學科振興計劃。積極培育社會急需相關人才的交叉學科和新興學科，著手遴選第三批交叉學科和新興學科培育建設項目。
此外，在創新人才培養協同育人模式方面，學校與最高人民法院合辦法治信息管理專業，合作建立法治信息管理學院；與騰訊公司合作共建網絡法學研究院，培養網絡法學碩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將“同步實踐教學”模式從1.0版升級到2.0版。
“我們去年年底出臺的《關于教材建設標準與規則的指導意見》，主要體現‘一本教材、兩種職責’的核心要求，指導教師教材編寫的專業化、規范化，立足中國大地、解決中國問題、講好中國故事。”中國政法大學教務處處長盧春龍說，在新的標準和規則下，教材編寫與以往最大的不同在于要突出價值引領，即將“弘揚中國立場、中國智慧、中國價值，傳遞積極向上的正能量”深深融入教材建設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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