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兩條關于大學畢業生薪酬的新聞引發社會廣泛關注。

一份2018屆互聯網校招高薪清單近日在網絡流傳，清單顯示了眾多知名互聯網企業技術類崗位的年薪水平，動輒30萬元以上的出價。今年互聯網企業中研究深度學習、機器學習、人工智能等崗位比較火熱，在他們看來，校招年薪25萬元只是白菜價。

網傳2018屆互聯網校招高薪清單

另外，第三方研究機構麥可思發現，在制造業就業的2012-2016屆大學生畢業半年后的平均月收入水平持續上升，本科生從2012屆的3337元提高到2016屆的4249元。電子電氣儀器設備、電腦制造業、機械五金制造業等是吸收較多大學畢業生的制造業相關行業。

筆者認為，這兩條新聞背后折射的是我國勞動工資市場中一個信號：

按照一般經濟發展規律，在劉易斯轉折點和第一次人口紅利消失之后，我國必然經歷產業結構和技術結構的升級，而勞動力也將呈現顯著的“技能偏好型”，即市場對高技能的勞動者的需求越來越大，并愿意支付更高的報酬。這一趨勢在未來將越發明顯。

在很長一段時間里，由于我國大學生教育的專業與我國產業結構不匹配等因素，導致大學生就業相對困難，起薪較低。與此相對應的是，劉易斯轉折點到來之際，普遍出現非熟練的勞動力短缺和普通工人工資上漲的現象。有數據顯示，2001年-2010年期間，具有高中以上教育程度的農民工，其相對教育收益率由80.4%下降到57.1%。

近年來，在現實生活中，則出現不少家庭不愿意讓子女繼續上學的現象，特別是農村、經濟欠發達地區的家庭讓子女上高中和大學的意愿顯著下降。這是因為外出打工的工資上漲、找工作的難度降低，相對而言大大提高了農村貧困家庭上高中、讀大學的機會成本。

實際上，劉易斯轉折點到來之后，的確會出現非熟練工短缺，受教育程度低的人就業機會增加與工資上漲情況。但這樣的“好時光”并不會持續太久，因為隨著產業結構的升級，必然會沖擊這些人的就業。

美國也曾出現這一現象，經濟全球化和知識經濟時代的來臨，低端崗位或受教育程度低的就業者成為勞動力市場的脆弱群體，要忍受更長時間的無就業復蘇(即就業并不隨經濟復蘇而增長)。本質上，這是人力資本不能適應產業升級所帶來新的就業需求。

實際上，勞動經濟學家對于發達市場經濟國家長時間的跟蹤觀察研究發現，最近30多年來，雖然大學畢業生的供給顯著增加，但大學畢業生相對高中畢業生的收入優勢卻在持續擴大，很大程度是因為“技能偏好”的原因：市場對于高技能勞動者的需求越來越大并支付了更高的報酬，非技術人員與技術勞動者之間的差距拉大。

有學者通過更大樣本的數據研究發現，最近20年來，我國城鎮勞動力市場上的教育收益率明顯提高，呈現了顯著的“技能偏向型”工資變化，而且這個現象隨著經濟發展的程度越高而越明顯。

例如：將東部地區視為經濟高發展階段，而中西部地區則是低發展階段，東部城鎮初中、大專、本科和研究生月工資分別是中西部地區的1.46倍、1.63倍、1.81倍、2.02倍。隨著教育水平提高，收入優勢顯著增大。在全國城鎮數據樣本中，管理技術人員的小時工資是服務人員的1.81倍，是生產操作人員的1.73倍，在 200萬人以上的超大城市，管理技術人員小時工資是服務人員的1.99倍。

由此可見，在知識經濟時代，很難想象一個受教育程度較低的人能在勞動力市場上具有持久的競爭力。

在這個意義上，畢業生年薪25萬與制造業就業大學生月收入連續5年增長的新聞提供了一個勞動力市場的積極信號，即經濟增長對人力資本提出了更高要求和提供了更高私人回報。針對未來進行人力資本積累，不僅是中國家庭的正確選擇，恐怕也是政府政策的著眼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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