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今年我國邁進“新高考元年”，這項改革加速推進。在10月19日的十九大中央國家機關代表團會議討論開放日上，十九大代表、教育部部長陳寶生表示，過去的五年是教育改革全面深化的五年。在高考招生制度改革方面，今年上海和浙江試點已經落地，經評估已取得成功，年內還有4個省要開始試點，到2020年我國將全面建立起新的高考制度。

制度全面更新“本次高考制度改革是1977年恢復高考以來規模最大、涉及面最廣、難度最艱巨的一次改革，習近平總書記曾三次主持重大會議研究高考改革方案。”陳寶生一句話道破新高考制度改革之重。

自1977年恢復高考制度以來，我國的高考命題、招生制度一直在不斷調整、優化。而在業內看來，這一次的改革是自上而下、展開全新頂層設計的大變動。2014年9月，國務院發布《國務院關于深化考試招生制度改革的實施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拉開了高考改革大幕。根據《意見》，上海市、浙江省作為全國高考綜合改革試點省市。

對于上海市、浙江省的高考改革方案，業界普遍以“兩依據一參考”和考試科目“3+3”來形容。具體來說，今年起，這兩地高考成績由語文、數學、外語3門統一高考成績和3門學生自主選擇考試科目成績構成，作為高等學校錄取的基本依據。同時，兩地均不再分文理科。

對于高校來說，改革后，錄取學生的成績標準，從以往的單純看一次高考成績，變成了依據三門學科高考成績、依據三門自選學科的學業水平考試成績，此外，還要參考高中學生綜合素質評價，即“兩依據一參考”。

多層衍生效應

新高考制度帶來的連鎖反應是一系列的。考試科目排列組合多元化之后，志愿填報和錄取的方式，都需要進行大刀闊斧般的調整。而這，對于考生、高校以及考試院來說，都帶來了新挑戰。

曾有機構統計顯示，以前，各大高校在上海招生幾乎只有3種模式：只招文、只招理和文理兼收。對于考生來說，此前實施的“3+1”的“1”也只是“單項選擇”，考文科的“政史地”只選一科，考理科的“理化生”只選一科。如今，不分文理的“6選3”，學生成績組合更加多樣，將有15-20種。

受此影響，上海市的高考招生單位由學校改為了“院校專業組”。上海應用技術大學副校長葉銀忠介紹，今年該學校設置了4個“院校專業組”，分別是“物化生、物化史、物化地、不限”，每個專業組里包含幾個專業大類及更多專業。如建筑學專業屬于工科，但帶有技術和藝術相結合的特點，就被歸類在“物化史”專業組。

不少大學招生負責人都表示，這一變化有助于提升高校與考生間的匹配度。同濟大學招生辦公室主任廖宗廷認為，專業組制打破了原來的學校分數線概念，每個院校專業組都有一個獨立的錄取分數線，有助于高校和學科專業凸顯自己的辦學特色。

還有觀點認為，隨著“文科生”、“理科生的”概念在存在30多年后逐漸淡出高考制度，以往冷門的生命科學、地理、歷史等科目，都在文理不分科的大背景下“熱”起來,導致一些學校這類科目任課教師資源緊張，甚至可能催生幾所學校“共享教師”或者教師“走校”授課等現象。

新政策“查漏補缺”

每年涉及全國幾百萬名考生的高考，被稱為我國的“第一大考”，將這項制度進行全面“更新升級”絕非易事。之所以先從部分地區開始試點，也正是需要從探索中總結經驗，及早發現問題并不斷完善政策。

日前業內有消息稱，新高考改革下，學生自主選科產生了“理科萎縮”的現象，重要標志就是今年理科選考科目的學生比例，相比文理分科時代有明顯下滑。據統計，浙江在文理分科時代，選擇理科的學生占比約為65%。而在浙江2017屆高考學生中，選擇任意一個理科選考科目的學生比例都比以往文理分科時有明顯下降，以物理為例，浙江全省29.13萬名考生中選考物理的只有8萬人，而在上海這一占比也只有總人數的30%，遠低于改革方案出臺時的預期。

然而，我國高校對于招收學生的知識結構普遍存在著明確要求，在“理科萎縮”的條件下，學生的理科綜合素養會帶來高校人才培養的難題。在中國人民大學課題組此前對江浙滬若干重點高校的調研中，不少理工科高校或學科甚至表示，需要對大一學生進行系統的補課，才能讓學生滿足培養要求。

此外，教育部教育發展研究中心教育體制改革研究室主任王烽還表示，學業水平考試要“選考”，學校就要提供“選課”，不同課程的復雜排列組合使得原本固定的教學班級無法維持，走班制將成為授課的基本形式。但學校無法預估哪個學科的選考學生多、哪個學科的選考學生少，這就需要更多的師資力量承擔教學任務，而這樣的條件在一些欠發達地區是難以達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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