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高等教育更為人所詬病，一個“錢學森之問”，把大學推向了輿論的風口浪尖。

一類問題若只是在某些學校中存在，那么這類問題靠大學自身完全可以解決;但若是幾乎反映在所有大學中，那么大學自身定然無法解決。中國高等教育的問題是不是因為今天中國大學找不出蔡元培那樣能力杰出的人物?早就聽說過，現如今“世上已無蔡元培”。但仔細想想，這恰恰是國家的問題，而非大學的問題。其實，對于某些關鍵問題，非但大學校長，教育部長也束手無策，如國家的教育宗旨，國家層面的教育理念，等等。這樣的問題，可別難為教育部長了。

那么，部長都不能解決的問題，說了有何用?也許很多人都明白，就是不愿說。但我覺得，總要有人說，有人說比沒人說還是要好。

教育的宏大問題一定不能回避。到底教育的宗旨是什么?我們現在是從什么意義上理解教育?又應該從何種意義上理解教育?長期以來，我們奉行的教育模式是否不自覺地把學生當成工具培養?是否應該從人的意義上理解教育?人的意義上的教育應該是怎樣的模式?中國大學是否只是扮演工具的角色?是否應該有更大的擔當?是否應該引領社會進步?學校中是否還存在某種“語言霸權”?為了使國民“從心理和行為上轉變為現代的人格”，教育該做什么?為社會廣為關注的行政化問題到底如何解決?所有這些當是當前我國高等教育中確實存在、也應該回答的大問題甚至根本問題。

遺憾的是我們的教育者及其管理者似乎都在刻意回避上述教育的大問題和根本問題，好像那都是敏感問題。我們的教育決策者總是容易陶醉在已有的快速發展(中國大學水平的快速提升也應該是舉世公認的)和既有的教育模式中，過分的“自信”和政績意識使他們不愿去面對那些教育的大問題(的確，大問題可不是幾年就能解決的)。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在民間，學生及其家長(家長中應該也包括眾多官員以及教育者)對中國教育卻表現出莫大的“自卑”，只要有一點可能就希望出國接受教育，而且出國求學的年齡也越來越提前。近些年民間對教育的批評聲不絕于耳，然而多數批評恐怕還算不上是對教育大問題和根本問題的追問。

聯想到十來年前，前哈佛學院院長哈瑞·劉易斯的疑問(《失去靈魂的卓越》，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包括哈佛大學在內的一流大學忘卻了什么?全世界幾乎所有的人都承認哈佛大學是卓越的，但劉易斯卻看出了其中存在的“不實的卓越”，而且提醒人們一些著名大學是如何忘記教育的宗旨的，進而告誡不要追求“失去靈魂的卓越”。我很感慨，美國人的危機意識真強，一所世所公認的卓越大學在保持卓越的道路上有些許偏離的時候，馬上有人驚呼：不要失去遠大的教育目標。我國的一流大學還遠不如哈佛之卓越，而我們對教育宗旨的忘卻可能早已成為習慣，且至今為教育宗旨而吶喊者甚少。也許正是這種習慣造成了人們對那些教育大問題的麻木。

中國的教育問題似乎存在一個很大的結，這個結不解開，教育的很多問題恐怕難以解決。教育最大的結是什么?當是對教育的工具意義上的理解。而這種理解又自然導致教育及其管理中過多意識形態的東西。其實，一切把人性意識形態化的做法，不管目的多么高尚，總是難以真正控制在預期之內。十八屆三中全會強調全面深化改革，那么解教育之結該是時候了!

當然，也不是說在那個結還未解開之時，大學的教育改革就無所作為了。畢竟，如創新能力的培養、“以學生為中心的教育”、開放式的高等教育等問題，大學還是有可為之處。

談及大學的教育改革，其實中國大學從來沒有停止過教育改革。那么為什么又成效不明顯呢?以前的教育改革往往停留在課程體系的改變、課程內容的增刪、學時的增減、實踐環節的修補等。這些當然都有意義，但僅停留于此，則可能是失去靈魂的教育改革。教育改革，魂之安在?如何把無形的教育改革的魂融入到日常有形的教學活動中?這些問題，不能不深思。

令人欣喜的是，分管教育的高層領導也在倡導“以學生為中心的教育”。但現實情況是大學中多數人可能還只是從淺層次上理解此觀點。很少人真正懷著對人的生命意義的尊重，從人的存在、生命價值意義之根基上認識“以學生為中心的教育”。

對于某些相對技術層面的教育問題，如工程教育與創新能力培養，其實也需要從深層次去改革。如以前關于工程實踐教育的改革，很多學校增加了實踐環節，改善了實踐條件，改變了某些實踐方式。但很多并未觸碰到實踐的一個根本問題，即被動實踐。被動實踐其實是中國高等工程教育的嚴重問題之一。正確的實踐理念當是主動實踐，而且應該把主動實踐的理念貫穿在學習的各個環節。

教育的問題很多，但一定要找到根本問題;知道了存在的問題，就要盡可能從根子上去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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