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設世界一流大學是中國人百年來的一個夢想。恰巧在100年前的1915年，胡適先生在留學美國期間，感慨西方的民主和大學的先進，就夢想“吾他日能生見中國有一國家的大學可比此邦之哈佛，英國之康橋、牛津，德之柏林，法之巴黎，吾死瞑目矣”。1947年時任北大校長的胡適又再次重溫夢想，他在“爭取學術獨立的十年計劃”中明確提出國家應該用最大的力量培植5～10所大學，使之發展成為“現代學術的重要中心”。但由于當時國家的外憂內亂，胡適的夙愿也就僅僅是個愿望而已。

改革開放之初，國人又重新燃起了創辦世界一流大學的夢想。1985年，清華大學提出了要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目標。1986年，北大校長丁石孫提出要把創辦世界一流大學作為學校辦學的指導思想，1994年北大黨代會確定把創建世界一流大學作為學校建設的總體目標。但囿于條件的限制，北大清華的建設均無實質性進展。直到1998年，借由北京大學百年校慶之機，創建世界一流大學上升為國家的戰略目標。十余年來，創建工作取得了顯著成績：

1. “985工程”大學的財政能力顯著增強。北大1994~1998的五年間年均經費總收入不到6億元人民幣，到了2014年一年就增加到了將近100億。

2. 大學教師的經濟社會地位顯著提高。新中國建國后，大學教師曾經是被教育改造的對象，“文革”中曾是被批判、被教育的“臭老九”。直到上世紀90年代，還有不少老師離校“下海經商”。“985政策”最大的突破就是跨越性地增加教師的工資待遇，使得大學教師在總體上步入了中等和中等偏上收入的行列。由于知識分子經濟社會地位的明顯提高，從根本上扭轉了“知識越多越反動”“知識越少越革命”的歷史逆流，為我國開始步入“科教興國”“創新型國家”的道路奠定了重要基礎。

3. 研究型大學群體已初步形成。按照美國卡內基基金會“每年至少在15個學科授予50位博士學位”即為研究型大學的分類，我國在1998年以前，很少有大學能夠稱得上是研究型大學，也幾乎沒有大學能夠與世界一流大學對話。但迄今，我國的研究型大學已超過50所，全國博士培養和每年授予博士學位的數量已居世界第一位。

4. 高等學校的研究成果，尤其是論文數量劇增，國際參與和國際影響力不斷增強。

這些成績的取得，主要是政府強力推動和引領的結果，也是高校不懈努力的結果。但是，在這一過程中，在一流大學建設的導向和建設路徑上也存在不少問題或偏向，主要有：

1.大學愈益政治化。國家不斷強化對大學在組織上、思想上、學術上的政治領導，意識形態控制全面深入，存在著重新回到“姓社姓資”問題的一種新傾向。

2.大學逐步行政化。政府強勢地把自己的理念和控制方式內化為高校的管理和運營方式。政府運用多種政策工具和手段直接或間接地管理高校的干部、人才、工程項目、科學研究、學科建設、課程教學等。大學內部的行政權力也不斷強化。

3.大學明顯功利化。政府急于求成，突出“以績效為杠桿”，不斷推出“高指標”，例如，早在1993年就明確規定“211工程”的建設目標為“力爭到21世紀初，我國有一批高等學校和學科、專業進入世界先進行列”。1998年的教育振興行動計劃提出“今后10～20年，爭取若干所大學和一批重點學科進入世界一流水平”。這些“大躍進”的目標時限早已過去，但至今也沒有哪所大學已經成為公認的世界一流。最近國務院的總體方案更加急切，規定“到2020年，若干所大學和一批學科進入世界一流行列”，為此突出強調要強化目標和績效管理。目前只有清華大學宣布四年以后，即2020年建成世界一流，北大略微低調，爭取2030年進入世界一流。各種各樣急功近利的政策指標迫使和導致學校想方設法追求排名，干部趨炎附勢追求升遷，教師不顧斯文追求名利，學生不擇手段追求文憑，這些已經成為大學中相當常見的現象。

所有這些問題，都在改變著大學組織的性質，改變著大學的組織文化。有人甚至擔心我國大學有“去大學、非大學”化的憂患。

我們要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第一，它一定是大學，而不是政府部門、行政學院、黨校、研究所、技術推廣站或者什么“智庫”。這樣的大學，特別是世界一流大學，在精神氣質上應當具有普遍主義或世界主義的取向。大學一詞的詞根(universus)，就是“普遍”“整個”“世界”“宇宙”的意思。紐曼把大學定義為“傳授人類普遍知識的場所”。我國建國以后則突出關注、強調大學的國家化、特色化，直到“985政策”出臺才有了轉變。

北大在百年校慶為中央領導起草的代擬稿中，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小心翼翼地表述為“為了實現現代化，我國要有若干所社會主義的世界一流大學”。在江澤民代表中央的講話中取消了“社會主義”的定語，清楚明確地申明“為了實現現代化，我國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一流大學”。據陳佳洱校長回憶，江澤民在講話前曾問過他：你講的世界一流大學能不能跟哈佛、跟牛津、跟劍橋這些大學比?陳回答，能比，我們原來就是想要比所以才提出來要辦一流大學的。江澤民說，既然能比，你在中國辦一流大學當然是社會主義大學，你加上社會主義會被以為是你自己辦的一流大學。陳說，總書記，可以把形容詞去掉，形容詞一加，那就是自己定義的，只有社會主義國家是一流大學，而不是全世界的一流大學。原來我們想的也不是這個意思。這段對話和之后的中央政策明確的是要辦世界公認的一流大學，而不是只有自己認為的一流大學。

然而盡管如此，我們究竟是要辦社會主義的一流還是世界一流的問題并未終結。有人專門寫博士論文，批判辦世界一流大學是犯了政治方向錯誤。最近國務院正式印發《統籌推進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總體方案》，特別強調要堅持“中國特色、世界一流”。實際上，在中國辦一流大學，不言而喻一定具有中國特色，就如同德國、英國、美國、日本的世界一流大學，都會具有本國特色一樣。現在重新強調“中國特色”，其含義實質上似乎又回到了“社會主義的一流大學”。《方案》還提出為了建設中國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學，要“建立健全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哲學社會科學學術評價和學術標準體系”。

十年以前，我們曾經做過一個關于“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簡稱“一指三中”)的哲學社會科學學科體系研究的重點委托課題，最終也沒有搞清楚“三中”(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確切含義。世界上迄今沒有人把馬克思的學說標上“德國特色、德國風格、德國氣派”，同樣，也沒有人把美國的哲學社會科學標上“三美”。最近讀過一本以色列教授尤瓦爾·赫拉利寫的《人類簡史》，北大歷史系教授高毅把作者稱為“曠世罕見”，但并沒有人把它標上“三以”。

學者有祖國，但學問無國界。如果把學問都標上國界，何談大學，何談世界?

在我們對何謂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哲學社會科學學科體系都沒搞清楚的前提下，何談要建立健全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哲學社會科學學術評價和學術標準體系?

第二，世界一流大學在體制上應當享有學術自治、學術自由的特權。這是因為大學是探索和傳授系統的高深知識的場所。從德國的柏林大學開始，到英國、美國的諸多世界一流大學的形成，其基本的秘密都在于堅持把學術自治和自由作為大學“不可或缺的靈魂”。“學習和研究的錯綜復雜性和不可預見性要求高度的自由，不受外界的干擾與控制，高校才能有效地運轉。”當然，從來不存在絕對的自治和自由。嚴格的自律和優異的成績是確保學術自治和自由的基本條件。

第三，世界一流大學的核心使命是追求真理。這種真理的載體就是不斷發現和傳播系統的高深知識。也正如北大校長林建華所言，北大要建設世界一流大學，應當堅持和追求真理，堅持“只問是非、不計利害”的風骨和人格。然而，這種風骨和人格如今越來越少見，只計利害、不問是非的學者似乎越來越多。

第四，世界一流大學具有良性的學術水平評價與發展機制。美國的著名大學在發展的過程中曾經經歷了以教學為中心、以知識的應用為中心、以科學研究為中心來評價學術水平等不同階段。到了上世紀90年代，卡內基教學促進基金會意識到，過于強調基礎研究、過于強調知識的發現，不利于大學和學術的發展，因此開始重新討論和界定學術水平的內涵，認為教授的學術工作應當包括四個不同而又相互重疊的方面(功能)，即發現的學術水平、綜合的學術水平、運用的學術水平、教學的學術水平。就是說學術的發展和知識的獲得不是單一的，它是“通過研究、通過綜合、通過實踐和通過教學取得的。這也是承認了教師才能和水平的多樣性”。我國大學對學術水平的評價偏重于科研，對科研水平的評價偏于論文發表的數量，同時明顯存在“官員學術”和“政府學術”的現象。我們的科研課題(主要是哲學社會科學，包括教育研究)主要是由政府統籌和發起，結題和評價也由政府組織，政府的級別和采納意見、批示官員的級別成為了衡量大學學者學術水平的重要標志。

第五，世界一流大學是在遵循教育規律和學術發展規律的基礎上，經過長期實踐逐步形成和發展起來的。我國的世界一流大學建設雖然是由學界發起，但從起步開始就是作為一項“工程”來建設的。最近政府頒布的“統籌方案”具有更強烈的工程色彩。我們在經濟、社會建設的許多領域都能夠搞工程建設，但唯獨在科學發現和一流大學建設方面不宜搞工程建設。一流大學不是任何政府設計的結果，而是杰出學者聚集，以知識的探索、發現、傳播為終身目標，代代相承、持續努力、久久為功的結果。用一個不很貼切的比喻，一流大學建設不是構筑三峽大壩，一流大學建設更像是長江、黃河，是眾多條件、力量合力鑄成的結果。

歷史和常識告訴我們：方向比努力更重要。新中國建立之初，中央政府對自晚清以來創建的高等學校就采取了簡單的全盤否定的方針，斷定“舊中國的高等教育，是為舊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服務的，為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服務的，是殖民地半殖民地性質的教育”。強調要以老解放區新教育的經驗為基礎，吸收舊教育的某些有用的經驗，借助蘇聯教育建設的先進經驗，進行根本性的改造。政府先后接管了舊中國的公立高等學校，接收了外國資助的教會大學，接辦了所有私立高等學校，對所有高校的管理制度、教師的思想、教學內容、教育方法進行改造，特別是對院系設置進行了全國性的調整，使得綜合大學變成了文理學院，使得多元、多樣化的高等教育體系變成了單一的、以服務于政治經濟為主要目標的實用化的高等教育體系。一些已經具有研究型大學基礎和取向的大學，諸如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京大學、武漢大學、浙江大學等，倒退成為了一般本科或專科大學。

為了在經濟上超英趕美，1958年推行“教育大革命”和高等教育“大躍進”。中共中央、國務院在《關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明確“黨的教育工作方針，是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為了實現這個方針，教育工作必須由黨來領導”;提出“大力發展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爭取在15年左右的時間內，基本上做到使全國青年和成年，凡是有條件和自愿的，都可以受到高等教育。我們將以15年左右的時間普及高等教育”，手段是下放高等教育管理權和群眾運動，各省市甚至于工礦企業、人民公社掀起了大辦高等教育的熱潮。僅僅一年左右的時間，全國各類高等學校發展到數萬所。

不久之后開展的“文化大革命”對建國以后17年的高等教育又全盤加以否定，認為17年教育戰線基本上是“黑線專政”，“知識分子的大多數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因此教育要革命，甚至不惜停辦所有的高等學校。從1966年到1976年的十年時間，我國的高等教育事業遭受到了空前的劫難，是史無前例的歷史大倒退。我國高等教育的過度政治化、行政化和實用化的歷史教訓實在值得汲取，其中重要的一點是需要對什么是大學發展方向的反思。建國以來，我國一直以政治方向作為大學的發展方向，把政治運動作為推動大學發展的基本動力。政治是圍繞權力的獲得和維護而進行的利益集團的活動，大學的核心是高深知識的探索、保存和傳播。因此，大學的發展方向主要不是政治性的，而是學術性的。封建社會的大學、資本主義社會的大學和社會主義社會的大學，并非是完全對立、相互排斥和否定的，在諸多基本的方面都是相通的、一致的。因此，我們建設的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雖然屬于社會主義的中國，但它應當是世界公認的，而非我們自己命名的。

我國要創建世界一流大學，需要回頭看，需要總結和吸取國際國內高等教育發展中的經驗和教訓。有些制度要改革，有些傳統要回歸和堅守。我國的大學具有政治性，但大學不是政治組織;大學需要行政，但不能行政化;大學也有功利，但不能成為主導的追求。

在導向上，應當回歸和堅守大學的學術本位，以探求真理、培育人才為方向。大學是學者的共同體，大學組織的核心內容是追求高深和系統的知識。世界所有的一流大學概莫如此。我們現在與世界一流大學的差距，或許主要不在于具體的評價指標方面，比如經費、課題、文章發表、生師比等，最主要的差距“可能是在理念上、制度上的差距”，比如批判的精神、創新的空氣、自由探索的保障、鼓勵追求真理的制度、平等的學術爭鳴的氛圍等。我們過于注重硬件建設，忽視軟件;注重形式，忽視內容;注重數量，忽視質量;注重秧苗，忽視土壤。我們多年以來的努力，功夫也許并沒有聚焦在最重要、最關鍵的方面。只要導向正確，我們距離夢想所要達到的世界一流大學的目標自然就會越來越近。(本文刊于《探索與爭鳴》2016年第七期。作者系北京大學教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常務副院長,全國教育科學規劃學科組成員,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教育學科組委員)

更多精彩資訊請關注查字典資訊網，我們將持續為您更新最新資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