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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東理工大學:實現50%科研成果轉化率的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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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東理工大學:實現50%科研成果轉化率的背后

華東理工大學:實現50%科研成果轉化率的背后

編者按“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近階段國家出臺一系列激勵政策,從最新實施的“科技成果使用、處置和收益管理”改革試點,到正在加緊修訂的《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都明確傳遞出一個信號:讓科研人員解放思想、放開手腳、擁抱市場。提高成果轉化率,高校院所首當其沖,滬上華東理工大學等院校正在率先走出這一步。

上海加快向具有全球影響力科技創新中心進軍,必須突破“產學研用”結合上的體制機制障礙,著力營造轉化環境,真正激發創新活力。華理案例可供借鑒。

在近期舉行的工博會上,華東理工大學參展14個項目,超過半數成功走出實驗室、實現產業化,這個比例與華理50%的科技成果轉化率正好匹配。而50%,數倍于國內高校百分之一二十的轉化率平均水平。

如果說高校實驗室的半數成果都變成了科研論文,那么華理實驗室的半數成果都被“激勵”進入市場。這家素有“產學研”好口碑的大學,如何敢于按市場機制搞活科研體制?

專利費半數獎勵科研人員

我國作為煤炭大國,如何用好清潔煤,讓黑煤變綠氣?今夏,世界最大的針對水煤漿的氣化裝置在內蒙古投運,單爐每日處理煤的能力達到3000噸級。這項“多噴嘴、對置式水煤漿氣化技術”,正是華東理工和兗礦集團共同研發,具有我國自主知識產權的煤氣化技術。

正巧,這套技術10年前也參加了工博會,獲中國高校展區優秀展品特等獎。當年內,首套示范裝置就成功運行,現推廣應用到國內外35家企業,在建和運行氣化爐超過百臺,相關總投資高達800億元。

其中,華理與北美最大煉油商——美國Valero 能源公司簽訂技術許可合同,首次實現中國大型化工成套技術向發達國家出口。資源與環境工程學院副院長王輔臣教授透露,這項專利實施的許可費超過1億元,成為中國高校迄今獲得的最高海外專利實施許可費用。目前,華東理工與荷蘭殼牌、美國GE共同組成國際煤氣化技術供應商的第一集團,在全球前30位大型煤化工項目中,有3個項目都選擇了這項技術。

從中國高校走出去的技術成果,如何與國際能源巨頭共舞?這樁經典案例背后,少不了科研激勵舉措。根據華理科技管理政策,學校并不直接資助專利申請,但專利實施許可經費可提取50%的酬金用于獎勵科研人員,40%的發展基金用于項目團隊發展。

華理潔凈煤研究所是一支年輕科研團隊,全所將提取出的專利實施許可經費進行二次分配,盡量照顧青年教師經濟壓力較大等需求。同時,所內也提供較完善的科研環境,“只要是科研需要,即使是上百萬元的儀器,也會幫著購買”。

“說到底,科技成果轉化率高,與學校科技管理政策能夠落地密不可分。”項目組成員周志杰老師說。

給高校也配個“市場部”

“科研人員畢竟是科研人員,懂技術不懂市場。”周志杰同時表示。如果將高校與企業的部門功能類比,科研人員自然屬于研發部,將他們完全“激”到市場中,可能適得其反。因此,給高校配個“市場部”很有必要。

華東理工大學曾在全國高校中率先成立了高新技術成果轉化中心,后又成為全國首批6家國家技術轉移中心之一。煤氣化技術項目的巨大成功就與這個“幕后推手”有關,中心重點組織策劃這個項目參加工博會,此后趕赴江蘇、山東、浙江、寧夏乃至海外等地,對相關企業進行專利實施,與國外大公司同臺競標奪標,一步步打開產業化推廣之門。

國家技術轉移中心“對外”是激勵實驗室將成果推向市場,“對內”也有一個激勵內生動力的良性機制。目前,華理國家技術轉移中心共有學校編制10人,外聘兼職10余人,下設工程設計研究院、安全評價中心、環境評價中心、專利事務所等4個具有專業資質和服務能力的實體化機構。其實,早在幾年前,工程設計研究院就已完成股份制改制,設立了華理工程設計研究院有限公司,引入了企業編制的新活力。利用大型模型中心、分析測試、安評環評、超級計算等設施設備,對從實驗室走出來的科研成果,進一步進行工程化設計和研究,盡可能鋪平通往市場之路。研究院有限公司現已具備化工類工程設計甲級資質、工程咨詢甲級資格等一系列相應資質,僅近兩年就與學校教授共同完成工程技術項目開發近10項。

以往,科技成果被視為事業單位國有資產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使用、處置一直按照現行事業單位國資管理制度執行。而在科研體制機制改革背景下,科技成果如何論處已完全放權,不論作價投資或向外轉化,相關收益都不必向上審批,完全歸單位所有,自主使用和處置。對于華理這樣事業性質的科研單位,這項激勵新政為其從事開放式、包容式創新創造了條件。

“中試”引入理事會公司制

科研成果轉化,其中關鍵一環是中試環節。研究表明,成果經過中試,產業化成功率可達80%;而未經中試的成果只有30%能被轉化。完成中試后,成果的技術成熟度可達8級以上,有資金實力的企業就能直接投入生產。

華理化學工程特色也在向生物工程特色轉身,他們在奉賢校區所在區找到了這片“區校合作”科研特區,甘當其中的“中試英雄”。去年起,奉賢區人民政府和華理共建“上海生物制造產業技術研究院”。生研院在奉賢區生物科技園科技創業大樓內獲得了3000平方米場地,目前已完成投資3000萬元。以生研院為實體,上海生物制造產業協同創新中心得以建立,復旦大學、中科院上海分院、上藥集團、中信國健、海正藥業等均參與其中。

復旦生物實驗室最新發現,人源的溶菌酶比從雞蛋清中提取的溶菌酶性能高出10倍以上,而且相對穩定。把這么好的研究成果應用于工業化量產,將造福食品安全、生態飼料、藥物制備等領域。可奇怪的是,實驗室里的溶菌酶到了工廠并不“聽話”,活力與性能就是發揮不出。三方協同中試——復旦提供高性能菌株,華理郭美錦教授配以生物過程優化與放大的產業化技術,企業負責投資生產,問題就此解決,填補了國內溶菌酶產業化空白。今夏投入運行后短短2個月,中心就為5家企業完成了中試生產基礎實驗。

生研院實行理事會領導,理事會由高校、科研院所、企業與政府部門人員組成。副院長莊英萍介紹,院內經濟相對獨立,其專項經費、獲得的橫向課題以及管理費等,在華理單獨立項,按獨立賬號管理。急需的高端人才,也可自行招聘、優先引進。并根據項目需求,按照“3+5+X”模式組建科研團隊——“3”為按傳統人才體制聘用的人員,“5”指按生研院新機制聘用的人員,“X”指引入社會資本按公司模式運作時聘用的人員。如此一來,生研院“體制外”的人才激勵機制有了用武之地,各方科研資源被重整盤活,高校院所與市場化并未顯現根本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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