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萬別說奉獻，我反而覺得自己幸運，能一直往爭取的方向努力。我們只是在做一件自己70歲后回憶起來還會微笑的事情而已。”正在教育非營利項目“美麗中國”支教的陶潛說。
2015年從南開大學讀完本科畢業后，陶潛并未直接選擇就業，而是前往云南省臨滄市云縣大寨中學支教。他說，支教并非拍腦袋決定的，而是根據對自己的定位，規劃職業方向后做出的成熟決定。
這樣的選擇讓許多人感到意外。而據統計，截至2016年底，共有1000名項目老師在云南、廣東、甘肅、廣西220多所中小學的課堂上，影響著超過33萬學生人次，累計教授超過100萬節課。值得關注的是，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像陶潛一樣具有優秀綜合素質的年輕人。
至2017年2月10日，該項目2016年秋季開始共錄取269位準項目老師，分別來自于清華大學、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武漢大學、廈門大學、南開大學、浙江大學、南加州大學、紐約大學等國內外知名院校。這群名校畢業的高素質人才，比起金融、互聯網等光鮮行業反而選擇投身于公益、文化、教育等更具社會責任感的領域，顯示出另一種迥然的價值取向。
據美麗中國近年統計，66%的參與過該項目的支教老師繼續留在了教育、政府、非營利領域工作;18%在知名研究院校繼續學習,其中的73%攻讀教育或者公益類相關專業。兩年支教經歷后，這批優秀的青年力量在更長久的發展中,長期關注和致力于推動中國教育均衡化發展。
近日，3名目前分別在云南、廣西、甘肅農村學校支教的90后年輕人與記者分享了轉換人生跑道背后的真實考量。他們說，作為自己職業規劃的一環，下鄉支教、投身教育是冷靜思考后的結果，體現的是看重個人價值的體現和社會價值的創造。
“迫不及待地要先去做這件事”
張懿心和她的明信片計劃。翻開24歲張懿心的學歷，能看到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數學學士與經濟學榮譽學士以及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博士全額獎學金的錄取函。可是，2016年，她中斷在讀的博士學業，來到公益人口中條件艱苦的廣西百色田陽縣坡洪鎮琴華村支教兩年。
張懿心的親人里有好幾位教師。原來她對未來的設想是博士畢業后到大學教書。工作既體面，也能做些課題發揮對數學的熱愛，有屬于自己的空間，寒暑假還可以陪伴父母。
然而，大三時的數學教授扭轉了她的人生軌道。年過半百的教授出身于中國農村，憑借努力和聰慧，如今成為了國際知名數學家。深知農村學子求學之艱難，他在家鄉創建了教育基金，十余年來募款600多萬，資助了6000多名貧困學子。教授的故事引發了張懿心對中國農村教育的關注。
她了解到，在義務教育已普及的今天，中國的大城市里有80%的學生可以上大學。而在農村地區生活著的1.62億孩子中只有5%的優秀學生才有機會接受高等教育。之后，她也意識到，對于如今硬件已逐漸跟上的農村課堂來說，缺乏優秀教師才是貧困地區教育資源匱乏的關鍵。
“把對教育的熱忱帶到中國農村去，用自己的知識和經歷為那里的孩子打開通向外界的窗口，看到另一種可能性。”張懿心被這個想法點燃了。但念頭來得突然，一時無法說服父母，只好推掉了支教的面試，按原計劃申請美國碩博連讀的名額。
“被哥大全獎錄取后，所有人看到這個光鮮的結果都很開心，但我沒有，每天在固定的幾個格子間對著數據和模型，那時我覺得一切都是紙上談兵，還是希望通過實干做出改變。”念博二時，她一邊給大學生備課當助教，心思卻不停琢磨和想象適合中國農村孩子的教學方式，查閱許多支教者故事的同時也經常分享給父母。
隨著對公益支教深入了解，雙親的態度才慢慢轉變。直到2016年夏天，張懿心終于得償所愿，在親人的支持下放棄學位成為了一名鄉村教師。她說，“這整整花了四年，我迫不及待地要先去做這件事，因為找到了更喜歡也更合適自己的人生道路。”
2016年下半年開始擔任甘肅省隴南市禮縣白河鎮中心小學英語教師的江西姑娘李郁青也是懷著教育公平理想的優秀一員。本科就讀于南開大學后，她的碩士學位畢業于圣路易斯華盛頓大學社會工作專業，同樣致力于推動中國教育突破性發展。
而即將結束于云南省臨滄市云縣大寨中學支教的陶潛走上公益之路也并非一拍腦袋就定了的。他告訴澎湃新聞，在南開大學攻讀計算機和法學專業時期，自己專門上北京公益圈實際走訪過，冷靜思考后才決定了發展方向。“綜合各方因素，根據對自己的定位規劃職業生涯后才做出的成熟決定。”目前，他也如愿申請到了國外高等院校繼續攻讀國際教育政策的碩士學位。
3人都向澎湃新聞表示，支教前無論是講課技巧、教學理論還是心理調節上都提前做了充足的準備。而來到項目學校之后，也愈發堅定了今后將繼續把智慧和能量投身于社會服務和文化教育領域。
變著法地影響農村孩子的人格養成
來云南大寨中學支教的第一學期，陶潛和附近學校的老師聊天時發覺，無論如何備課吸引，總有20%的學生很少抬頭看黑板，眼神渙散，聽課注意力也不集中。打聽下來才知道問題出在學生視力上，有一個班學生近視率達到50%，而整個學校的學生近視率約在25%。
基于此，陶潛聯合云縣、雙江縣、臨翔區內的18所學校共同推行“點亮眼睛”項目。依據前輩經驗，2016年上半年，在當地政府、教育局、“點亮眼睛公益項目”、衛生醫院的眼科大夫等各方協調下，順利地為近8500名學生提供免費視力檢查，為其中的1529名中小學生免費配備了眼鏡，并且細致地普及了用眼知識。
此外，在一線教學中，陶潛感到即使在鎮中心中學，農村學生的思維固化現象依然嚴重。他琢磨、反思其背后的原因，并努力影響學生從點滴中轉變。
陶潛對澎湃新聞說，從腦科學成因上講，大腦接受的信息越多，神經網絡就越發達，思維也就越活躍。農村孩子自小接受的信息相當有限，長此以往認知水平就與城市孩子產生了差距。而他的辦法是，在課程中盡可能豐富地以符合認知規律的方式把大量優質信息輸入給學生，但注意與應試內容嚴格區分。
支教第一年，陶潛每周有4節生物課。很快把書本內容講完后，他配合教材內容，給學生播放了高品質紀錄片《生命》全集、《人體的奧秘》、《細胞》等。第二年的物理課，他也有意識地給學生看諸如《霍金的偉大設計》、《旅行到宇宙邊緣》、《星際穿越》、《地心引力》等品質上佳的電影。“整個過程讓學生能輕松搭建起比較好的知識網絡結構，從中自主吸收和感悟。在這樣的熏陶下，農村小孩完全能夠領會，和城市小孩沒有區別。”
但這番苦意，有的老師一開始還不太贊同，“偶爾還需斗智斗勇，甚至搶課”。陶潛笑稱，好在教學成績拿得出手：期末考生物、物理都全縣第一，周圍老師才逐漸開始認同。
面對同樣的問題，張懿心和隊友想到了通過向網友征集大學校園和城市風景的明信片來讓農村孩子感受到世界的遼闊。很快，來自中國、美國、澳大利亞、德國、新西蘭、新加坡等地的明信片，帶著世界各地祝愿和激勵，雪花一樣來到山區100多個孩子的手里，讓他們更加自信、樂觀地面對生活。
第三單元是講西方的餐桌，學生沒有見過課本上的漢堡包和三明治，李郁青就帶著材料，現做現講，讓學生感到樂趣無窮。她也嘗試分層教學：全班被分入8個戰隊，從國旗護衛隊到海軍陸戰隊，辦公室成了司令部。秉持著教育是生命影響生命的信念，課堂外，李郁青還是“解憂雜貨鋪” 的老板娘，和孩子們通過寫信的方式聊天，始終保持著回信的熱情，經常現身說法，解答學生成長中的困惑和煩惱。
舉行朗誦比賽、辦校園廣播、找大學生電話陪讀英語、建圖書館，教學生看顯微鏡、開展趣味運動會、教會利用網絡查詢知識 每個支教者變著法地希望給鄉村孩子的人格養成帶去潛移默化的影響。
“更追求精神上的滿足”
而對于青年支教者來說，兩年中接受艱苦生活條件的挑戰也比同齡人有更多機會磨礪心性與意志。除此之外，溝通能力、影響力、創造力也一并急速成長。
陶潛說，支教生活給予他對自己、對今后的事業極大的信心。“不斷去做，不斷感動，想做的事都終將得到支持和解決。”此外，身邊的小伙伴也教會他要勇敢，相信人的潛力，別等到什么都準備好了才開始。
云縣大寨中學有1000名學生，70個教職工，教師資源仍然緊張。第二年，陶潛主動申請教授跨年級兩個班的物理，每周要上近20節課。同事笑稱他“除了上課的時間，不是在備課，就是在備課的路上”，但他樂在其中。
“當老師就是要了解學生的成長環境，用他們最容易理解的方式教授。”他說自己備課有點上癮，每個學期都有幾次甚至忘記了時間。“想到學生能很開心地學習就覺得幸福無比，渾身充滿干勁。”
看到學生在自己的影響下有了變化;記住一句不經意講過的話;一個個送來手工課折的花朵;查寢時輕道的一聲“老師晚安，明天見”;食堂阿姨每天留的一碗菜 這種深深的成就感、滿足感和純真的快樂正是這群青年選擇這份事業的初衷。
陶潛說，“我們這一代人跟老一輩不一樣。家里人會覺得你在奉獻，說‘你傻啊’，朋友會覺得你是奉獻，說‘好偉大’，完全不是。其實跟別人選擇職業一樣，它實現了我自己的欲求和價值觀。對我來說，把我學到的知識變得看得見摸得著，可以切實推動一些事是更重要的。”
“說實話，沒覺得放棄了什么。也許原來生活環境可能更好些，物質上優渥一些，但是我更追求精神上的滿足。”張懿心發現了另一種活法，不必拘泥在鋼精水泥的辦公室和滿天的模型數據中也可以很快樂。
她說，一個大學老師對學生的影響是很有局限性的，但對小學老師來說，知識的傳遞和對生命的影響才是重中之重。“我教的可能是二三十個孩子，但影響的可能是全校二三百個孩子。像種下一顆種子，這兩年里，我用愛、知識、過往的經歷去細心呵護、培養他們慢慢開花結果，兩年之后依然可以遠程澆水、培土，看著他們長大成人，沒有什么能比這個更能讓我實現價值的了。”
疲累并愉悅著，陶潛、張懿心、李郁青立志于把這兩年當成自己在該領域事業的起點。他們的選擇或許有些特別，但并不孤獨。那些曾經在偏遠農村揮灑汗水的支教志愿者，以及未來不斷加入公益支教隊列的優秀青年，都懷有同樣的理想——為更有力地推動中國教育均衡化發展做出自己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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