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搜索一下每年關于大學生就業的新聞，不難發現一個現象：在眾多媒體的描述中，幾乎年年都被冠以“史上最難就業年”。與之類似雷打不動的報道，似乎只有“國足出線僅存理論希望”可以媲美了。

近日，央視新聞跟拍了三位南京大學的畢業生，鏡頭中他們并不順利的求職經歷，似乎給出了名校學生找工作也很困難的結論。各大媒體紛紛以《央視記者跟拍名校畢業生找工作 看后心情復雜》為標題轉載，更“坐實”了這一論斷。

沒人否認大學生就業困難，但泛泛而論地說“難”沒有任何意義，究竟難到什么程度？怎樣破解？這才是有價值的論題。

對于前一個問題，大學生就業的難度真的是年年“屢創新高”呢？僅僅憑三個案例，恐怕并不能說明問題，更何況這三個畢業生的求職經歷也并非完全失敗，只是暫時沒找到心儀的工作而已。那么，最重要的證據，就逐年增加的大學生畢業數量。

從數字看，畢業生人數從2001年的114萬人到2017年預計795萬人，畢業生求職規模的確逐年增長。但與此同時，我國的國民生產總值也從2014年的11萬億，增長到2016年的74.4萬億元，這些增長的體量，不是由包括新增畢業生在內的勞動人口共同創造的嗎？換句話說，隨著經濟的發展，工作崗位和就業機會也在同步增加，完全有可能消化掉新增的畢業生數量。此外，根據我國人社部的統計，自2012年以來，我國勞動年齡人口呈現總量持續下降的趨勢——所以，媒體屢屢據此得出“史上最難就業年”的結論，真的靠譜嗎？

而且可以預見的是，在未來幾年里，畢業生規模仍會有小幅度的增長。不過，僅以畢業生人數這個變量分析就業情況也太單一且輕率了。

事實上，大學擴招后的這些年，并沒有出現大量大學生“畢業即失業”的情況。畢業生在增長，就業崗位也在增多，創新創業更成為這幾年大學生就業的新趨勢。對絕大多數大學生來說，如果確立合理的就業預期，最終都能找到一份工作。就拿央視報道的南京大學來說，近幾年畢業生就業率沒有發生大的變化，2014年~2016年官方公布的畢業生初次就業率分別為98.66%、98.56%、98.59%。換句話說，近年來，畢業生就業形勢并沒有明顯的變化。各大媒體也大可不必“心情復雜”了。

當然，這并不是說大學生就業很容易，但一味以“史上最難就業年”為噱頭報道大學生就業情況，這種年復一年的“慣性新聞”，無疑是偷懶和停留于表面的。除了讓大學生的信心遭受打擊以外，還有什么意義呢？假如能從中總結出經驗教訓，找到破解之道，那當然很好，可惜目前看來，并沒有做到。

而事實上，央視的報道（包括媒體的二次傳播）本來是可以做到這一點的。

首先，就業季本就是要面對競爭的，即使是名校的畢業生，也不可能在所有的競爭中勝出，正如報道中的這幾名大學生一樣，在面試環節有成功有失敗，都很正常。所以，以平常心面對即可，不必過分渲染失敗的挫敗感。

其次，找工作的過程也是重新認識自己的過程。以報道中的這幾名學生為例，想做老師的崔龍龍并不擅長表達，在試講環節落敗很正常，如果他想從事教師這一行業，必然還要經過刻苦的練習；個性溫和的覃琦也顯然很難在針鋒相對的小組討論中勝出，相反，她如果去應聘類似教師之類的工作，就會順利得多；而最后一個王超強則更是沒有想清楚，到底留在家鄉還是去大城市發展，對于薪水和個人發展的關系，更是缺乏考慮——他們對自己的定位都不清楚，哪里去找心儀的工作呢？

最后，關注大學生就業，不光要注意到抽象的數字和部分個體的曲折經歷，更要關注就業市場發生的結構性變化，幫助大學生把握就業趨勢。例如，報道中學歷史專業的崔龍龍，自己也表示知道歷史專業的就業“不樂觀”，那么是不是說明高校在專業設置上可以稍作調整？對于社會急需的人才，適當擴大培養規模；對于供給過剩的專業，適當縮小規模，這種調整，對于大學生的幫助，應該比嘆息一聲“就業真難”要有意義得多吧？

用“就業難”喚醒社會對大學生就業的關注，或許可以理解某種良苦用心。但是，報道如果陷入既定不變的模式，那就是脫離實際變化的刻舟求劍。在漫漫求職路上，大學生不需要外界告訴他們就業很難、求職艱辛，他們更需要的是準確的信息和有力的引導。我們同時需要警覺的是，跟“史上最難就業年”類似的模式化報道，莫不都是一種正確而無用的廢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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