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實行以增加知識價值為導向分配政策的若干意見》（下稱《意見》）。《意見》指出，允許科研人員和教師依法依規適度兼職兼薪，包括允許科研人員從事兼職工作獲得合法收入和允許高校教師從事多點教學獲得合法收入。隨后科技部副部長李萌在介紹情況的新聞發布會上表示：“《意見》是適應于高校和科研單位，不涉及到中小學的問題。”

不可否認，在當前，高校或科研單位人員的收入絕對談不上優厚，一些受過良好教育的專業人才在教研之余賺外快甚至經營企業的情況越發普遍，但這種情況一直缺乏相應政策規范，以致于一直處于灰色地帶。

近些年來，大多數高校或科研單位，對其下屬人員從事兼職活動采取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的態度，當然也不乏有厲行禁止的嘗試，卻往往由于效果不佳而不了了之。事實上，在不影響正常工作的情況下，大多數單位并沒有斷這條生財路。

至于說新政策不適用于中小學生教師，一些意見認為如此這般有失公平。然而不論爭論結果為何，中小學生教師從事兼職情況已不少見。雖然有人指出，高校或科研單位中的講師教授，其功能定位以及教學模式與中小學從事基礎教育的教師存在區別，很難簡單并列比較。但就實際情況而言，高校或科研單位的講師教授和中小學教師若從事兼職活動，都必須回答清楚一個問題：如何處理兼職與工作之間的平衡關系？

高校教授在外接活，讓自己的研究生充當廉價或免費勞動力；中學教師開設補習班，讓學校的學生報名參加，這類事件頻頻見諸報端，讓人難免心想：既然允許教學單位人員兼職，那么強調高等教育和基礎教育的差別，讓高校科研單位人員享有 “特權”，且不論公平，只怕實際也難以奏效。

允許教職工及科研人員兼職，既是市場所需，也是人性使然。高校教授與中學老師從事兼職同樣存在公私糾纏的風險，而破解問題的關鍵在于切斷教師本職與兼職之間可能產生的利益沖突，這方面從頂層到基層都需要配套監管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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