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恰如長河，往事必似奔流，可追而不可及。如果將趙東村的歷史、現在、未來以時間來定義，它有著太多不可言說、無法言喻的細節。趙東村人承擔的角色，也被賦予各種時代意義。

土地集體化難解生存窘境

趙東村現隸屬于安徽省樅陽縣麒麟鎮，有村民400余人，耕地98畝。這是典型的皖西南村莊。地處發達的長江中下游河系的一條無名小河邊，小河綿延約40公里后匯入長江。村人攔河筑壩，便于灌溉。

現在的趙東村人中，已無人能述及趙東村的來歷。關于趙東村歷史的最確切描述，是村子最初由一許姓人家從河南遷移而來，之后另一陳姓人家也在此落腳。至1949年，這個村莊已然成為一個大村子，村民全是許、陳兩個姓氏的后人。

全國解放后，趙東村從戰爭中恢復了平靜。1954年，長江流域大水將趙東村淹沒，但在洪災之后，村民繼續在此前的慣性里運轉至1958年。當年，政府決定將趙東村搬到200米外的新地址，與團結村、張嘰村組成一個新的村莊：團結村。三個村莊近百戶人家土地集體化后，很快在集體大食堂里開始了命運的交集，從起初的興奮和對未來的無限期望，到后來餓死人情況的頻發，現實如同一面鏡子，照清楚了每個人的生存窘境。

村民許信春的五個兒子，在這短暫的幸福與刻骨的苦難交替中餓死了兩人。“一個九歲，一個十三歲，九歲的那個孩子喝了三天開水后餓死”，許信春的兒子許宜文說，最慘的是十三歲的二哥。出事當天，食堂里發了點面粉給各家熬糊喝，“水剛燒開哥哥就喊著要吃飯，家里人端了一碗水給他喝，他哭著不喝，母親罵了他，他就端起碗喝水，剛喝了幾口，人就倒下去了。”

雙季稻耕種曾靠政府“強推”

1961年，村里的生活狀況終于有了改善，村民除了拿到土地耕種外，國家還廣泛推廣了雙季稻品種。長江中下游流域適合早、晚稻兩季耕作，但在此前，趙東村及其鄰近村莊都適應了單季稻耕作模式。當雙季稻秧苗被運進村里時，村民將秧苗塞進了河邊的楊樹洞，他們不信在趙東村這塊土地上，還能有雙季稻耕作的存在。無奈下，政府只得派人盯守每個村莊內的村民，才讓新技術得以落實。

村民吃飽了飯，餓死人得以避免，但他們的精神世界在5年后經受了巨大震動。“文化大革命”開始后，樣板戲在全國各地興起，黃梅戲之鄉的安慶市也熱火朝天地推廣樣板戲。村里人在黃梅戲的曲調中，對舊社會的萬惡進行了批判。

陳厚坤也因此跌入了命運的低谷。上世紀40年代，陳厚坤被當時的國民黨政府拉了壯丁。在山東棗莊附近，國民黨部隊被擊敗，“解放軍在我身后追喊優待俘虜，我只知道害怕沒命地跑，一顆子彈從我腹部穿過后，打穿了手掌。”寒冬臘月里，陳厚坤在死人堆中醒來，爬進了當地一戶人家獲救。幾經輾轉，他重回趙東村。

時代將他卷入了戰爭漩渦，他僥幸得以逃脫，卻在十幾年后被另一場浪潮差點徹底淹沒。“有天，我被戴了高帽，和另一個人一起抬著領袖的畫像去村里接受教育，過一條溝時我跳過去了，那個人掉進溝里了，畫像被撕成了兩半，那天我們倆差點被紅衛兵斗死了。”經歷了這場劫難，陳厚坤在村內更為謹慎地生存，妻子患病，他都不敢去公社找醫生來給她看病。

土地包干開始依賴土地

1976年，陳厚坤在小心翼翼中發現，自己已不是“敵人”。村里人之間似乎又有了往日的和煦。低調至1981年，陳厚坤終于看到了明光。當年，趙東村開始推行始發于安徽的包干到戶，他分到了土地。一家人的生活有了穩定的依賴。彼時，他的兒子陳震界已是十幾歲的小伙。

陳金宏與陳厚坤家緊鄰。陳金宏的長子陳瑞旺繼承了父輩的光榮，上世紀80年代順利參軍。幾乎與此同時，陳震界開始外出謀生。那時，外出打工被稱為“搞副業”。一切似乎并未有大的改變：幾年后，陳瑞旺復員，陳震界在外地與故鄉間輾轉，兩人都依舊是貧苦的年輕人。

“副業”大潮愈盛的年代里，陳瑞旺也外出謀生，幾年打拼后，他成為一名包工頭，陳震界依舊是一名地道的農民。見多了外面世界的陳震界，相信種地是較牢實的生存之道，但部分村民開始相信，農村人家的草房、瓦房終將被洋樓替代。為此，陳與人爭執多次，“你說拿什么來建樓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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