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來，全國17個省份先后上調最低工資標準，收入分配“提低”進程加速，也預示著廉價勞動力時代終結。

近日，海南省政府常務會議通過最低工資標準調整方案。9月起，海南省最低工資標準全面上調220元，小時最低工資標準將在原基礎上上浮2元。

調整后，海南省一類地區（海口市、三亞市、洋浦經濟開發區）、二類地區（瓊海、儋州市）、三類地區（其它市縣）月最低工資標準分別上調至1050元、950元、900元，小時最低工資標準分別上調至9.2元、8.3元、7.9元。

海南省省委副書記、省長蔣定表示，此次上調將切實提高城鄉居民特別是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水平，并對保障企業用工穩定起到積極作用。

從全國看，今年最低工資增幅同比有所回落。數據顯示，截至今年6月底，全國16個省份最低工資標準平均增幅為19.7％，低于去年的22%。

盡管如此，認為19.7％的增幅仍屬于高增長，高于GDP增速和勞動生產率增速，高于“十二五”規劃目標。多名受訪認為，這是市場需求和行政手段共同作用的結果。

與往年不同，今年最低工資標準上調的一個大背景是，《收入分配體制改革總體方案》即將出臺。但在經濟增速放緩的情況下，收入分配改革是否會加速前進，目前尚存爭議。

工資水平補償性增長

2009年我國最低工資標準調整暫緩。隨著我國經濟增速恢復，就業需求和物價漲幅較大，2010年和2011年多個省份對最低工資標準進行了大幅調整。

本報記者對17個省市近3年（2010年-2012年）最低工資標準增幅統計發現，海南以66.7%的增幅名列第一，四川、重慶分別以38%、35.2%的增幅緊隨其后。增幅最小，為17.2%。

對于今年19.7%的增速，中國勞動學會副會長兼薪酬專業委員會會長蘇海南（微博）分析，今年GDP增速放緩，

物價也有回落，最低工資增速下調一些很正常，19.7%的增速仍然算高。

社科院高級研究員彭澎同意這一觀點，他同時認為，近兩年工資增長是一種補償性增長，“以前的工資水平實在是太低了”。

在最低工資標準提高同時，整個社會工資水平一并提高。以全國城鎮非私營單位在崗職工年平均工資為例，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0年和2011年，全國城鎮非私營單位在崗職工年平均工資分別為37147元、42452元，同比名義增長13.5%、14.3%，增幅同比上升1.5%、0.8%。

多位認為，“這是市場需求和行政手段共同作用的結果，最低工資標準與整個社會工資水平正相關。”

工資上漲推動了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2年上半年中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9.7%，農村居民人均現金收入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12.4%，均超過上半年7.8%的GDP增速。

但接下來的問題是，大幅提高低收入者工資水平面臨困難。彭澎說：“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中小企業經營困難，企業成本壓力大。沿海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出路是，轉移或升級。即向中西部低勞動力成本地方轉移，引進先進技術、改變營銷策略等。”

人口比較優勢降低

工資上漲潛藏的信息是：人力成本在大幅增加。

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研究所研究員蔡昉分析稱，本世紀頭10年中國勞動年齡人口只增加了1%，到2015年中國勞動年齡人口就不再增長，中國劉易斯拐點已經全面到來。

盡管社會上對“人口紅利全面消失”的說法仍存在爭議，但無可否認的是，廉價勞動力時代已成為過去，中國比較優勢逐漸消失。

一個重要的表現是，許多外國商業巨頭，比如阿迪達斯、耐克等紛紛關閉在中國的生產線。今年7月關閉在華唯一直屬工廠后，又傳出阿迪達斯將與中國300家代工廠終止合作的消息。根據在珠三角的調研，陷入困境的絕非阿迪下屬代工廠。

人力成本增加是造成這一現象的重要原因。日本貿易振興會統計資料顯示，同等條件下，越南生產成本比中國要低15%至30%。去年越南工廠工人的平均月薪約為136美元，印度尼西亞約為129美元，而中國工人已經達到413美元，是越南和印尼的二倍以上。

2003年以來，“用工荒”一詞被廣泛提及。而近10年用工緊張呈現出新變化，即勞務輸出地中西部地區與東部沿海同時呈現用工緊張，雙方爭搶勞動力。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1年上半年安徽省內務工人員工資首次超過省外務工人員，同樣的情形也出現在湖南等勞務大省。這反映出，部分行業在中西部收入已經超過沿海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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