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近年來，筆者對中國學界整體表現感到越來越失望。見到許多學者失去了學術激情和學術理想，頻繁奔走于會議與項目之間，實感痛心。當然，全然苛責于學者本身自然不對。當我們見到有些宗教場所在開門創收，有些公益機構在利益輸送，有些地方政府與民爭利，我們又怎能期待高校獨善其身呢？過去30余年，中國在脫貧工作以及經濟發展上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目前最需要的是讓這個國家更加公正、公平。

“學閥”現象加劇高校學術腐敗

作者 | 李江

近日，美國Plagiarism Watch發表一份題為《科學論文代筆公司與掠奪欺詐型期刊合謀中國學者》的報告，該報告挖出了一家被稱為“世界科學史上最大規模”的英文論文造假公司。該公司與巴西SCI雜志合作收費，為中國學者發表涉嫌抄襲、造假的論文。2015年，該刊發表的文章當中，中國學者發表的論文比例高達78.1%。

在此之前，中國學術界曾被爆出三起國際學術期刊的撤稿風波。2015年3月，英國BMC出版社（BioMed Central）撤回43篇論文，其中41篇系中國學者發表的論文；同年8月，全球著名學術出版集團斯普林格（Springer）宣布撤回旗下10個學術期刊已發表的64篇論文，而這些論文全部出自中國學者之手；10月，愛思唯爾（Elsevier）撤銷了9篇論文，9篇也全部來自中國高校或研究機構。這三次撤稿風波都不約而同地提到“同行評價涉嫌造假”，也就是審稿人郵箱是假冒的。

相比之下，國內論文抄襲、造假現象則更為惡劣。雖然中國學術界內外對期刊充斥著大量不合格、造假論文的現象早已怨聲載道，但卻不見絲毫改善，甚至比10年前更為惡劣。

學術不端背后的食利群體

媒體和學術界早已指出，高校“論文大躍進”是導致該現象的直接原因。由于高校無論對年輕教師還是博士研究生都有硬性的核心期刊論文發表數量要求，在版面供不應求的情況下，很多國內期刊便利用市場——收取“版面費”來調節供求關系。隨之，一條完整的論文產業鏈就逐漸誕生了。這條產業鏈將學術期刊、學者、博士生、專業寫手、中介機構、高校全部納入其中。參與者雨露均沾，或生意興隆，或步步高升。2009年，英國《自然》雜志網站曾發表文章指出，中國論文造假市場規模達10億元人民幣。僅僅在兩年前，該產業的產值才1.8億。除此之外，據有關學者的保守估計，國際OA期刊市場每年也從中國收取數十億的“版面費”。而“2015年全世界發表了約17萬篇被SCI收錄的OA期刊論文，其中中國作者貢獻1/5左右。”

“論文大躍進”確實帶來中國論文數量的急速上升。根據有關統計結果，中國發表SCI論文數量已連續六年位居世界第二。不過，論文質量卻并沒有與數量一樣令人欣喜。論文引用率是衡量一篇論文質量高低的關鍵指標之一。雖然有研究表明中國發表的SCI論文引用排名全世界名列前茅，但另一方面，付曉霞等人的研究顯示，2000-2007年間中國SCI論文“零被引”的增速卻高達20.67%。尤其考慮到中國學者或研究人員產出的論文自引率偏高且存在大量非正常引用，中國產出的論文質量可能更加令人擔憂。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SF）2016年1月發布的《科學與工程指標》統計結果顯示，中國產出的論文的國際引用比例由1996年的51.5%下降至2012年的38.6%。這意味著，中國學者發表的許多SCI期刊還是以國內引用為主。

然而，這些只是學術不端的冰山一角。論文抄襲、學歷造假、經費貪污、公款挪用、偽造數據、貪污行賄、拉幫結派、權色交易等現象已經深深地腐蝕整個學術界。據中國科協2009年7月發布的《全國科技工作者狀況調查報告》顯示，“近半數科技人員認為當前學術不端行為是普遍現象，過半數科技工作者表示自己確切知道自己周圍的研究者有過至少一種學術不端行為”。2014年《中國教育報》刊登了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科研人員學術不端行為的社會學分析及防治對策研究》，報告揭示“79.35%的人身邊都有不同程度地發生過違背科研道德與誠信的事件。其中，42.25%的人經歷過最嚴重的事件是‘抄襲、剽竊他人成果’，其次為‘偽造、篡改數據或結論’與‘騙取科研經費或學術榮譽’，占比分別為19.99%與16.44%。”

學術不端嚴重侵蝕了學術人員的信心和希望。2015年發布的《全國科技工作者狀況調查報告》（以下簡稱“報告”）顯示，“69.6%的科研人員認為科技工作者隊伍中不安心做科研的情況比較嚴重或非常嚴重”，高于2008年的62.0%。雖然學術界和媒體對該現象的揭露和批評不絕于耳，但相比公務員，學者腐敗的機會成本則低得多。他們的不端行為即便被媒體曝光，很多時候也不會受到太大的影響。光是筆者，就已知道許多非常知名的學者有過嚴重抄襲行為卻依然活躍在“一線”。

“報告”數據顯示，“52.0%的科技工作者認為現行評價制度驅使學術不端行為頻頻出現”。有效打擊學術不端行為，最重要的是改革學術資源分配方式和評價機制。不少學者對具體的改革方案提出了很多真知灼見，筆者對此無需贅言。然而，目前社會和學術界對一種現象的討論卻非常少，那就是“學閥”現象。“學閥”是中國現有學術體系中最大的既得利益者之一，但無論是媒體還是學術圈，都很少揭露“學閥”現象的危害性。

“學閥”橫行的中國學術界

所謂“學閥”，按照《現代漢語詞典》的定義，是指憑借勢力把持教育界或學術界的人。對于一個想成為“學閥”的教授來說，他們必須滿足三個基本條件才能實現目標：擁有博導資格，掌握行政職務（或權力）以及善于跑關系。“學閥”賴以成功的三大基石便是他們的學緣，也就是教出來的學生，尤其是博士生。因為相比本科生，博士生對導師有更強的依附關系和更高的親密度，因此擁有博導資格對于一名想成為“學閥”的學者來說至關重要。“學閥”手下必須有博士生和年輕教師，因為“學閥”們往往忙于拉關系，跑課題，演講，真正的研究者常常是這些具有一定研究能力和經驗的年輕學者。這些年輕學者完成論文后，“學閥”們面不改色地在將自己的名字放在第一作者，盡管他們對論文或課題內容的參與很少甚至沒有。

第二個基本條件是博導必須擁有學校某個行政職務。與行政職務相對應的是匹配的學術資源，級別越高，資源越豐厚。 清華大學原校長顧秉林曾指出，“學校內部的‘行政化’主要是受官本位的影響太重。有些時候處長們會影響著太多的學術資源”。每年國家各類科研項目公布的結果當中，擁有行政職務的學者占的比重往往奇高。這當中就是因為高校的行政權力對資源分配擁有主導作用。

當然，想要成為一名“學閥”還必須會處理各種人際關系。通俗地講，就是會“混”。必須處理好跟行政人員、政府部門、企業等機構和人物的關系，從而為自己建立一個發達的人脈網絡。這樣不僅可以讓自己獲得更多的項目，甚至可以通過一些政府項目實現“融資”和“再融資”。

筆者在與一些年輕和資深教師訪談時發現，“學閥”廣泛存在于諸多高校的眾多學科之中。這些“學閥”除了滿足上述三大基本條件之外，弟子成功留校任教的現象亦司空見慣。如果說，一個普通教授的團隊相當于一個工作室，那么一個“學閥”的團隊則相當于一個門派或門閥，有些甚至表現得更像團伙。

一般而言，“學閥”“門下”等級分明。由于學門成員之間以學緣關系為構成基礎，博導的弟子按照入門時間分為大弟子、二弟子……以此類推。各師兄姐弟妹之間雖有師門情誼，但在那些想進入學術界的人之間也存在競爭關系。尤其是那些一心想要繼承“學閥”衣缽的弟子，更是處心積慮。“學閥”一般負責拉項目，其弟子按照學術能力、研究領域、關系親疏，組成項目組，負責具體執行。“學閥”在其中很多時候僅僅貢獻其思想，但是署名則必須以其為首。與普通的教授“工作室”相比，“學閥”會充分利用手上掌握的行政權力撈取更多的學術資源。正如上文所說，由于高校的學術資源分配方式是由行政權力主導的，那么有行政職務的“學閥”很自然獲得更多的資源。這種不正當的權力使用幫助“學閥”更容易地獲取國家社科基金、長江學者、評優評先等等，其弟子們也常常與有榮焉、雞犬升天。

正是得益于行政權力的市場化機制，“學閥”擁有比普通水平更高的收入。根據《高校教師收入分配與激勵機制改革研究》顯示，“擔任或兼任行政職務的教授其年工資收入比不擔任行政職務的教授高18%；擔任或兼任行政職務的副教授比不擔任行政職務的副教授高25%”，前者的年均課題收入也比后者高36%。當然，擔任或兼任行政職務的教授不一定是“學閥”，因為“學閥”的產生有賴于所在高校的環境，也得看個人選擇。但這組數據至少揭示出行政權力在高校的重要作用。可以說，“學閥”的隱形收入和灰色收入甚至腐敗收益根本無法估量。每年國家撥付的項目經費存在大量貪污現象，但卻罕見有人被查出來。

除此之外，“學閥”現象對高校正常學術秩序的干擾還表現在其它三個方面：結黨營私，阻礙學術自由，浪費學術資源。

首先，“學閥”門第觀助長了高校拉幫結派的現象。由于“學閥”需要有其內部的利益分配機制，因而門第必須有一定封閉性以優先保證內部成員的利益。一旦與行政權力結合，門第就變成了門閥。為了維持門閥壟斷地位和學術權威，“學閥”及其弟子會本能地產生打擊學院內資源競爭者和學術挑戰者的行為。這就嚴重干擾了高校的學術自由。

在高校內，觀點、思想、理論、方法的爭鳴有助于學術創新和精進。但是“學閥”的存在不僅使得門第之內難以出現挑戰者，也大大增加了門第之外挑戰者的創新成本。門第之內弟子往往不敢挑戰自己的老師，若只是小修小補倒還好，“學閥”將成果署上自己的大名還能博得“老當益壯”、“不減當年”的美譽——即便他們早已不做學問。若是顛覆性的創新，弟子則要考慮老師的顏面。門第之外，挑戰者忌憚于“學閥”手握行政權力或權威，正常的學術討論不得不有所保留，不敢輕言批評或批判過重。除非另辟蹊徑做其它領域，否則很難不受到“學閥”們左右。但在實踐上并非易事，譬如某“學閥”把該校整個學科變成某學派的大本營這種事就屢見不鮮。

第三，“學閥”嚴重浪費學術資源。許多“學閥”在公關、行政上耗費了大量時間，在學術上自然就投入更少。即便他們依然有著不凡的學術造詣，但在不公平的競爭環境下，更為優秀的人才則往往處于劣勢地位。這本身就是一種低效資源利用。更令人無奈的是，項目評價機制的不完善，使得政府和納稅人無法對“學閥”的研究成果進行嚴謹的驗收，這就使得“學閥”可以應付了事。

“學閥”產生的土壤

“學閥”現象廣泛存在于全世界的高校。有研究認為，該現象在東亞高校比歐美高校更為普遍。最典型的解釋莫過于東亞儒家文化圈內獨特的師承觀念和等級森嚴的文化屬性。但在中國，除了其文化因素之外，經濟、歷史、政治環境因素以及高校內部因素，都是導致“學閥”現象普遍的重要原因。下文選取了四個重要方面進行論述：

首先，微薄的薪水與高昂的物價、房價、醫療費用，使得學者感受到了巨大的生活壓力。中國高等教育學會薪酬管理研究分會課題組針對高校教師收入水平做了一項調查顯示，“高校教師年收入10萬元以下的占47.7%，年收入在15萬元以下的占到總人數的85.9%。”廉思領銜的《中國高校青年教師調查報告》也顯示，72.3%的青年教師表示“壓力大”，其中36.3%的人認為“壓力非常大”。經濟壓力是迫使學者謀求更廣泛利益來源渠道的直接動機，許多青年學者變得急功近利。許多學者之所以想要成為“學閥”，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被利益驅動。鄭也夫教授曾指出，當下學者一方面面臨著房價和政治正確的雙重壓力，另一方面也不斷受到高額課題費的誘惑。對于理性行為體而言，選擇后者毫無疑問乃是明智之舉。在這種高壓之下，整個學術界變得越來越利益導向，當“學閥”就是利益

最大化的選擇。

其次，特殊歷史因素促進了“學閥”的產生。文革使得中國教育界出現一個世代的斷層，這意味著改革開放后學者們擁有巨大的空間。學者們在八、九十年代開疆拓土，比國外儕輩更快地奠定了各自崇高的學術地位。換句話說，如果不是特殊政治原導致大部分學科陷入空白的境地，學者在那個年代取得的巨大成就是絕無可能實現的。對此，中國政法大學社會學教授應星將那一批學者稱之為“新父”（在語義中與本文的“學閥”相近）有一定的合理性。他認為，那段特定的歷史時期造就了“新父”們“學問的底氣虛弱，而進入學界后成名太快又使他們的精力早早地陷入會議、派系和資源的泥潭。”他進一步指出，這群“新父”懷有對權力的迷戀和名利的貪婪，而這源于他們早年的饑餓記憶、求學艱難、人格受辱、求學期間的困窘產生的心理扭曲和求償心理。這樣的觀點稍顯偏激，那個年代的學者顯然并非全然如此，還有相當一批如鄭也夫教授依然保持相當高的學術品德，并專注于學術。但我們也必須認識到，那個革命年代不可避免地在許多學者心里留下了深刻的烙印，而這些印記也必然伴隨著他們往后的歲月。只是，與其指責他們心理扭曲，不如說那是那個年代特有的集體創傷。但不管怎么樣，文革后中國學術界的特殊環境確實為“學閥”的產生創造了有利條件。

第三，學術資源市場化與高校行政化直接造成資源分配不公。這一點前文已有過論述。需要補充的是，政府對高校的治理在一定程度上有意通過扶持代理人來實現，這些代理人便是各個高校擁有行政職務的教授。尤其是“學閥”，他們天然地認為自己為原本無秩序的學術環境提供一種秩序，這使得政府更便于治理學術界，也使得學術界更為規范。1990年代開始，國家加大對科研的投入，大量的學術資源向這些代理人進行傾斜，而對代理人身份的爭奪也自然相當激烈。另一方面，學術資源市場化也使得高校變得更為急功近利。學術資源單純地以量化指標作為評價和考核標準，這些量化指標往往過于單一，整個過程又缺少監督機制，這不僅使得高校對論文重量不重質，也讓“學閥”們有操縱評價和考核程序之機。令人遺憾的是，進入新世紀后，學術資源市場化和高校行政化兩股力量的結合，使得整個中國高校資源分配機制遭到了更大的扭曲。那些代理人自詡功高，但其對學術規范和學術公平的破壞之大卻難以估量。資源豐厚卻缺少監督制衡和懲罰措施，這些代理人非常容易成為學術不端行為的高發人群。

第四，高校“近親繁殖”（academic inbreeding或institutional inbreeding）為“學閥”的產生創造了有利條件。中國許多高校并沒有對本校學生留校任教加以制度性的限制，這就導致本校博士生留校比例在某些高校明顯偏高。不過，歐美國家許多高校雖然對此也無明文規定，但卻早有不成文的相關慣例。必須承認的是，中國的確缺少實證研究來論證學緣結構對中國學術界影響如何。相比之下，美國早在1908年就開始陸陸續續有學者對此進行系統研究，在20世紀30年代至80年代更是出現了大量實證研究成果。饒是如此，美國對學術界“近親繁殖”的功過也并沒有普遍的令人信服的結論，只是贊成它危害更大的學者和論文似乎更多一些。但這并不意味著，中國可以對高校“近親繁殖”的危害置若罔聞。歐美高校已經做出了大量制度性安排，以防止這種行為產生過大危害。

在中國，無論出于個人利益還是學術理念，“學閥”及其弟子們都有比較強烈的愿望留在本校。在當前本土博士在高校特別是重點高校就業形勢嚴峻的情況下，弟子們更是希望能夠留在本校任教。經過長時間的經營，很多“學閥”已經基本壟斷了學院內的資源，需要找到一位可靠的弟子在自己退休后繼承這份“產業”，以保證以后的優越生活。弟子們也樂于爭奪這份家業。毫無疑問，這種出于私利而將公共資源視若私產的行為，對高校學術資源分配機制破壞巨大。另一方面，“學閥”認為將弟子留校有利于將自己的學術理念傳承下去，甚至可以發揚光大。許多學者認為自己對中國學科建設貢獻巨大，甚至以中國“某某學”之父自詡，不愿看到自己退休后走下神壇，因而想方設法地利用權力維系自己的權威地位。然而，在“學閥”行政權力不受到約束的情況下，學者的觀點、理念、理論爭鳴以及對資源和成績的競爭根本無公平、自由可言。“學閥”的弟子也往往只有等到老師退休了甚至死亡了才敢“超越”、批評老師（的觀點）。這就導致“學閥”的觀點、理念、理論、方法在該院校不合理地占據了優勢地位。要知道，每個人的視角、能力、經驗等都是有限的，每個人對社會事實的理解也往往有限——這在一定程度也是由社會事實兼具主觀存在和客觀實在的屬性決定的，這就需要坦誠的爭鳴和討論來驗證、更正、加強自己的理解。然而，“學閥”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阻礙了正常的學術交流。

“學閥”亂象治理的建議

沒有“學閥”關照的“青椒”（高校青年教師）對“學閥”現象最為深惡痛絕，“學閥”的弟子理所當然地認為這些人也僅僅只是代表自己的利益（集團）去討伐“學閥”現象。但從客觀來看，正如上文所述，“學閥”現象對中國學術界產生了極為惡劣的影響。此外，高校需要自由開放的學術討論，不需要一個代理人提供所謂的秩序。況且“學閥”往往提供的是一種古代中國社會的門閥秩序，甚至是一種黑社會秩序，這在本質上降低了政府對高校的治理水平。

因此，中國無論是政府還是高校都應該重視“學閥”現象治理工作。筆者不才，針對上文“學閥”產生的原因提出三點針對性的建議：

首先，由教育部牽頭成立全國高校“倫理委員會”，專門處理對學術不端行為的檢舉、調查、通報、處理，學術倫理的評估、審核，學術制度的建設、完善等。對于查證的不端行為，通告全國高校，從嚴處罰，予以開除職務、禁止申請政府基金、罰款等不同程度的處罰。對于嚴重的貪污腐敗行為，移交司法機關處理。即便是陳年舊案，也必須堅決追究。

其次，完善高校行政權力制約與監督機制。高校所有行政職務，除專業崗位外，均采用輪換制與教授民主投票結合的方式。教授在行政崗位最多任四至五年，在任期間減少和限制其帶博士的數量。同時，加強學校紀委、學風辦公室、工會等機構的監督作用。

第三，嚴格控制本校畢業生留校任教名額和比例，防止學院搞配額制。為了避免不同院校導師之間不合理的置換現象，建議本校畢業生只有在外校任至正教授職才可回校任教，以達到優化學校學緣結構的目的。

第四，引入第三方評估機構。例如，教育部及撥款單位要求專業會計公司對高校、院系以及科研項目的財務賬目進行審計，并將有關賬目進行公示，供全體納稅人監督。

高校還能成為學術清凈之地嗎？

近年來，筆者對中國學界整體表現感到越來越失望。見到許多學者失去了學術激情和學術理想，頻繁奔走于會議與項目之間，實感痛心。當然，全然苛責于學者本身自然不對。當我們見到有些宗教場所在開門創收，有些公益機構在利益輸送，有些地方政府與民爭利，我們又怎能期待高校獨善其身呢？過去30余年，中國在脫貧工作以及經濟發展上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目前最需要的是讓這個國家更加公正、公平。

筆者從未停止對中國高校和學術的期待，因為筆者依然能從許多青年教師和資深教授身上看到那一盞盞明亮的青燈。他們依然孜孜地求索于人類認知的邊緣，將尋找真理與自己的生命體驗融為一體。他們，值得擁有體面的生活和公平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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