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城市的邊緣學科、一個引進的科研團隊、一個全球同行業的領跑者。從當初純粹的科研“自選動作”，到如今真正的行業“國標動作”，他們整整堅持了十四年。

在向“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宏偉目標進發的征途中，華農杰出校友、上海市農業生物基因中心首席科學家羅利軍和農業生物基因中心有關“節水抗旱稻”的科創故事，必將給我們帶來更多思索、更多啟示。

“稻田越缺水，節水抗旱稻越精神。”羅利軍彎下腰，隨手拔起一顆稻，捻一捻根莖，告訴走在一旁的中共上海市委農辦主任孫雷，“你看，這根莖多結實。今年這片田的收成，應該比預想的好！”

7月30日，安徽省合肥市肥東縣石塘鎮。艷陽高照，氣溫高達40℃。連續十余天35℃以上的高溫烤炙，稻田里見不到一絲水跡，稻禾卻在烈日下莖稈粗壯、蔥綠依然。

這里是上海市農業生物基因中心節水抗旱稻“旱優73”的百畝示范基地，市政協委員、上海市農業生物基因中心首席科學家羅利軍邊走邊談，描述著如何將這片百畝示范田拓展成千畝、萬畝乃至遼闊無際。

這樣的示范基地還有很多，分布在安徽、湖北、湖南、江西、廣西、福建等省區，以及印尼、老撾、越南、肯尼亞、贊比亞、尼日利亞、莫桑比克、南非等亞非國家。另外，節水抗旱稻還在新疆、黑龍江等地開展適應性試驗。

雜交節水抗旱稻“旱優73”

目前，節水抗旱稻已經形成省級以上新品種審定的有“旱優73”“滬旱15號”“滬旱3號”“滬優2號”“旱優8號”和“滬旱61”等全系列品種。在灌溉條件下，其產量、米質與水稻持平，但可節水50%以上；在“望天田”具有較好的抵抗干旱能力；栽培上，簡單易行，投入低，節能低碳環保。這些被稱為“像種麥子一樣種稻子”的稻谷新品種，年種植面積已超過百萬畝。

孫雷此行專程來察看酷暑中節水抗旱稻長勢，并為位于合肥經濟技術開發區的節水抗旱稻合肥區域中心揭牌。隨行人員還有上海市農科院黨委書記、院長蔡友銘和市農口相關部門負責人。5年前，市農委專門成立“上海節水抗旱稻工作組”，支持“節水抗旱”研究領域的深度探索與品種產業化，推動這項上海原創的重大科技成果更好地服務全國。

“我盼著我們的節水抗旱稻能盡快推廣到1000萬畝，讓這個‘上海原創’的‘綠色超級稻’能惠及更多饑渴的土地；我更盼著我們的研究團隊能盡早找出‘旱稻密碼’，將節水抗旱稻的節水、抗旱、少施肥、少打農藥等‘綠色品性’賦予更多農作物，為世界糧食安全、水資源安全、生態安全作出‘上海貢獻’。”羅利軍說。

2016年，“節水抗旱稻”項目在學科建設、成果推廣、基礎研究等方面全面發力。農業科研人員深入骨髓的鄉土情懷，與上海海納百川、開明睿智的‘都市基因’深度融合，顯得不可或缺

2016年，上海市農業生物基因中心可謂好事連連，其核心科研項目節水抗旱稻在學科建設、成果推廣、基礎研究等方面全面發力。

今年年初，由基因中心起草的兩項農業行業標準《節水抗旱稻術語》和《節水抗旱稻抗旱性鑒定技術規范》獲得農業部批準，4月1日起實施。自從2009年10月12日羅利軍在“第三次世界干旱大會”上首次提出“節水抗旱稻”概念，經過幾年的理論與實踐摸索，如今基因中心終于貢獻出兩項“國家標準”。這意味著節水抗旱稻正式建立操作規范、獲得行業認可，這對節水抗旱稻的學科建設、育種研究和產業發展而言，具有里程碑意義。

4月18日，在上海市科學技術獎勵大會上，基因中心研究課題《水稻遺傳材料的創制保存和研究利用》獲市科技進步獎一等獎。十多年來，基因中心圍繞節水抗旱稻的研究成就斐然，先后獲得國家技術發明二等獎1項，上海市科技進步一等獎3項，上海市技術發明一等獎1項、二等獎1項。今年新獲的獎項是首次在“基因資源保存與創新”領域獲得大獎，標志著基因中心在水稻遺傳材料的創制保存與研究利用上，同樣處于國內領先水平。

7月22日，上海天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功登陸“新三板”。作為基因中心節水抗旱稻的產業化平臺，天谷生物從此邁入資本新里程。天谷生物的國內市場，目前主要分布在沿淮、長江流域和華南、西南等區域，在安徽、湖北均成立了全資子公司；已在東北、西北及非洲安哥拉和印度尼西亞、老撾、越南等東南亞國家開展節水抗旱稻的試種示范和推廣，一批苗頭品種展示了廣闊的應用前景。

7月25日，《自然（Nature）》雜志出版集團旗下的子刊《Scientific Reports》在線發表了基因中心研究團隊發現的一個新的抗旱基因OSAHL1。研究發現，該基因在水稻上超表達可以同時改善避旱性和耐旱性，即將兩種重要的抗旱機制整合起來。而此前的研究認為，水稻的避旱性和耐旱性具有不同的遺傳基礎，即由不同的遺傳基因控制。基因中心研究團隊對OSAHL1基因的最新發現，意味著他們在尋找“旱稻密碼”的漫漫征途中再下一城。

為什么節水抗旱稻項目今年能全方位提速？“這一切，既來之不易，又順理成章。”在接受記者采訪時，羅利軍顯得十分淡定。

他知道，“節水抗旱稻”如今獲得“動力加速度”，離不開整個科研團隊十幾年來的頑強堅守，離不開方方面面持續不斷的呵護支持。其中，作為農業科研人員，羅利軍和他的研發伙伴們深入骨髓的鄉土情懷，與上海海納百川、開明睿智的“都市基因”深度融合，顯得不可或缺。

他們來了，他們做了，他們做成了。他們將一個純粹的“自選動作”做成了“國標動作”，向世人講述了一個有關上海科創的傳奇故事。激活這則傳奇的核心基因，就是上海固有的“創新張力”

有人說，科學創造往往是不期而遇的，就好比孩子在大海邊偶然撿到一片美麗貝殼。

這話有道理。對上海而言，如今存放在上海市農業生物基因中心榮譽角上那一堆獎牌、獎杯和榮譽證書，以及生長在中西部地區和南亞、非洲廣袤田野里百萬畝節水抗旱稻，看上去全都像是一場“意外的驚喜”。

在上海這座國際性大都市，農業本屬于邊緣地帶，稻谷則處于邊緣中的邊緣。即便是如今上海科創中心建設提速，農業科創也很難說有更多機會站上舞臺中央。

羅利軍和他的伙伴們原本都是“外來的和尚”。當初賦予他們的科研任務是要建一座農作物基因庫。別看“節水抗旱稻”現如今聲名鵲起，可當年研究起步時，別說獲得科研經費，連科研立項都難。這個項目最初的探索，更像是這個團隊的“自費革命”。

然而，他們來了，他們做了，他們做成了。他們將一個純粹的“自選動作”做成了“國標動作”，向世人講述了一個有關上海科創的傳奇故事。

節水抗旱稻演變過程示意圖 曹冬宇制圖

“這個故事之所以能演繹出‘傳奇’，我覺得其核心橋段還在于‘這里是上海’。”市政協常委、農業界別活動召集人、市農科院原黨委書記、院長吳愛忠說，“激活這則傳奇的核心基因，就是上海固有的‘創新張力’。這些‘創新張力’則來自對科技領軍人物的高度信任、對以制度創新呵護科技創新的高度重視。”

故事是迎著新世紀曙光漸次展開的。1999年1月13日，上海市農村工作會議確定設立上海市農業生物基因庫，作為上海農業面向21世紀的一項重大戰略布局。2000年1月4日，上海市農業生物基因庫項目獲準立項，這也是當時上海農業科技單項投入最大的項目。

執掌大項目，得有重量級選手。求才若渴。當年市農科院領導“八顧茅廬”，2001年5月1日，終于將就職于中國水稻所的知名科學家羅利軍研究員及其科研團隊引進到上海。2002年7月27日，上海市農業生物基因中心正式掛牌。在面向未來的全球基因資源爭奪平臺上，羅利軍和他的團隊披掛上陣。

“說實在話，這些年我們一路走得有些磕磕絆絆。”基因中心育種團隊負責人余新橋研究員說，“我們能在節水抗旱稻研發上取得一些成績，得為上海能充分尊重科研領軍人物的膽識和氣量點贊。”當年他與羅利軍一起舉家遷滬。十幾年來，他陪著羅利軍幾乎走遍了中國的田間地頭，一起選育出節水抗旱稻的一個個新品種。

一切科創活動都是人做出來的。科學發現具有靈感瞬間性、方式隨意性、路徑不確定性。必須允許科學家自由暢想、大膽假設、認真求證。能不能讓領銜科技專家享有更大的技術路線決策權、更大的經費支配權、更大的資源調動權，往往成為科創成敗的關鍵因素。

從最緊迫的問題著手思考，從最薄弱的環節著手行動。喚醒沉睡的旱稻，追尋“旱稻密碼”！這是一條資源節約、環境友好的綠色征途，也是一條荊棘叢生、峭壁林立的艱難險途。在這條從沒有人走過的路上，每前進一步，都有可能邂逅新的風光、新的希望

基因中心開張后碰到的第一大難題，就出現在科研方向、技術路線的選擇之上。

初進上海的羅利軍意氣風發，帶領伙伴們迅速投入到作物基因資源的收集與保護工作中。一座囊括禾谷類、蔬菜類、油科類和藥材類等類別、可保存總量超過20萬份的種質資源庫迅速形成。這座常年保持低溫、超低溫的“種子方舟”，其規模僅次于北京的國家種質庫，目前以每年近2萬份種質入庫的速度穩定擴容。

對種質資源，只知道收集保護，那是“土財主”做派。在籌建基因中心的日子里，羅利軍思考更多的是評價研究與開發利用。作為領軍者，他有責任選擇一個有發展前景的科研方向，帶領團隊從資源寶庫中發掘金礦。只有這樣，他們的作為才能與上海豐富的科研資源、開闊的國際視野以及基因中心的高起點定位相匹配。

羅利軍長期從事水稻遺傳資源的基礎與應用研究。上世紀90年代，他參與國家“超級稻”研發計劃，曾選育出我國首個三系法亞種間雜交水稻“協優413”，畝產達719千克，被列入“七五”期間農業重大成果之一。

“從最緊迫的問題著手思考，從最薄弱的環節著手行動——這是羅老師教給我們最管用的科研方法論。”基因中心資源評價創新實驗室副研究員夏輝博士說。

搞農業科研的人，對純凈鄉土、淳樸農民總是懷著深深的眷戀。

那時候，超高產的“超級稻”是一個“大熱詞”，可“大熱詞”往往遮蔽了大問題。一俊遮百丑哇。羅利軍審視著自己的科研路徑。他發現，“超級稻”可以說是“嬌慣”出來的，需要良田、富水、高肥、多農藥、高投入。可這每一個前提背后都蘊藏著危機。我國4.5億畝稻田中有70%屬于中低產田，干旱、缺乏灌溉條件是導致低產的主要原因。

還有一組數據更讓人揪心：全世界30%的農藥和40%的肥料都用在中國，但農藥、化肥的利用率只有30%，更多地滲入土壤的水循環系統，久而久之便污染了土壤。同時，水稻田灌水期土壤里的物質分解，釋放出大量甲烷，成為大氣環境污染的重要源頭。

有兩段學術經歷在他腦海中浮現。

1998年，羅利軍在位于菲律賓的國際水稻所查閱資料，一組數據引起了他的關注：中國是農業大國，農業生產耗水量約占全國總耗水量的70%，其中水稻又占了農業生產耗水量的70%。“這不就意味著，僅僅水稻這一種農作物，就消耗了一半以上的淡水資源？”

“超級稻”是“泡”著種的，但不是每一個地方都有充足的淡水。2010年至2012年開展的第一次全國水利普查結果證實，我國的河流與湖泊正在快速減少，全國流域面積在100平方公里及以上的河流僅有2.3萬條，比此前長期沿用的5萬多條減少了一多半。資料顯示，每年我國農業灌溉用水缺口為1200億立方米，幾乎相當于十個西湖。

另一個場景發生在1988年。那是他從華中農業大學研究生畢業的第二年，在廣西老山考察品種資源，看到農民種在山上的旱稻。農民每年3月份上山放一把火，在灰燼中將稻種撒下去。種子就著清明時節的雨水發芽成長。此后就一直“放養”，不施肥、不打農藥，也不用淹水，直到11月份再上山收割。在海南五指山區黎族聚居地，這種刀耕火種的傳統旱稻也隨處可見。只不過，全靠“望天收”的旱稻，畝產一般不會超過200千克，米質不佳，所以一直沒有受到學界關注。

這些神奇的旱稻資源，此時正在國家的“種質庫”低溫環境里沉睡。

旱田里，傳統水稻與節水抗旱稻枯榮分明

此時，羅利軍突然靈光一閃：為什么不能喚醒旱稻，將旱稻抗旱性強、不用淹水種植、少打農藥、少施化肥的品性導入水稻，培育出既保持“超級稻”的高產、又保持旱稻的綠色特征的新型綠色稻種？水稻是模式作物，如果能破解旱稻節水、抗旱、抗病蟲害的基因密碼，那對世界作物的綠色生長將帶來什么影響？

喚醒沉睡的旱稻，追尋“旱稻密碼”！

羅利軍知道，在“高產”仍然左右著政策導向和社會輿論的時代，另辟蹊徑必然招致懷疑、必將忍受孤獨。但他確信，這是一條資源節約、環境友好的綠色征途，也是一條荊棘叢生、峭壁林立的險途。在這條從沒有人走過的路上，每前進一步，都有可能邂逅新的風光、新的希望。

如果當初他們沒有堅持對科研方向的選擇，今日滬版“旱稻家族”的傲人業績會出現嗎？歷史沒有如果。“應該看到，我們最初那些還顯得朦朧的科研設想，得到的是包容而不是扼殺，這正是我們的科研環境中最有韌性、最為珍貴的地方。”

團隊伙伴的支持，讓羅利軍信心倍增。

要選種、培育，要檢測、繁殖，建基地、上儀器、添人手，當然是要花錢的。項目建議一提出，主管機構很疑惑：在上海，搞水稻干嘛？在都市農業體系里，水稻屬于邊緣學科，哪里比得上蔬菜、水果、花卉等切合城市需求。立項請求遂束之高閣。

怎么辦？打退堂鼓？不行，既然看清了方向、摸準了問題，那就等不得，自費也得干，先做出點名堂再說。科學家的責任與使命，不是用來貼金的。

當時，基因中心開辦費僅僅20多萬元，主要用來收集種質資源，本就不夠花。有道是，一扇門關上了，一扇窗戶打開了。美國洛克菲勒基金看中了羅利軍的思路：一旦羅利軍的設想成為現實，必將潤澤非洲以及全球各地那些饑渴的土地。

“這項科研要用錢的地方太多太多，即便是國際合作項目的錢，羅老師也是算計著用，一個子當兩個花。”基因中心黨支部書記、副主任龔麗英說。

選育制種離不開南繁。2002年冬，他們來到海南陵水。一塊彎彎曲曲的13畝稻田，一間可以遮風擋雨的簡易房，這就是他們當時所能湊齊的全部家當。如此簡陋的微型“基地”，讓慕名前來的國內外同行大為驚訝。“先別管大小好壞，有總比沒有好。”羅利軍說，“我本就是個農民，就像農民那樣，有多少錢辦多大事，等以后有本錢了再升級也不遲。”

向著一個未知的領域，一行人就這樣隱忍出發了。日復一日的田間奔走，改了又改的實驗數據，挫折、失敗、茫然、驚喜交織在一起。“一萬次打擊，換來一粒種子”，這是育種行業的常規。幸運的是，他們遇到兩次大的科研瓶頸，都迅速找到了突破口。“我們這個團隊充滿了樂觀與豪情。即便是一場臺風暴雨毀掉了一切，大家揮一揮眼淚又接著干。”基因中心副主任、遺傳育種專家梅捍衛研究員說。

天道酬勤。2003年，基因中心選育出世界上第一份雜交旱稻不育系“滬旱1A”，表明中國在全球雜交旱稻的研究中率先取得突破性進展。2004年，世界首例雜交旱稻組合在上海誕生。

云南中緬邊境高山上的傳統旱稻進入收獲季節 羅利軍攝于2014年11月9日

此時的節水抗旱稻已今非昔比了。各類大獎撲面而來，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重點項目、上海市科委重大項目、國家“863”項目、農業部“948”項目先后伸出了橄欖枝。2008年，比爾·蓋茨夫婦現場考察了羅利軍的試驗田，隨后蓋茨基金立項資助，為全球干旱少水國家培育節水抗旱稻。項目拓展、團隊建設等也得以加強。此后，一系列秈型、粳型雜交節水抗旱稻品種先后問世，并通過相關審定。在節水抗旱稻研發上，基因中心始終領跑全球。

誰能相信，一個處在邊緣地帶、“自作主張”上馬的水稻研究項目，就這樣穩穩地站在世界的鎂光燈下。如果當初他們沒有堅持對科研方向的選擇，今日滬版“旱稻家族”的傲人業績會出現嗎？

“歷史沒有如果。對科學研究來說，始終堅持正確的判斷與選擇正確的技術路線同等重要。”羅利軍說，“應該看到，我們最初那些還顯得朦朧的科研設想，得到的是包容而不是扼殺，這正是我們的科研環境中最有韌性、最為珍貴的地方。”

引領性科技成果率先碰到了“政策天花板”。走通成果轉化“最后一公里”，何其難也。“搞農業科研，田間連著實驗室。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我們不僅要將論文寫在科學的高峰上，更要將論文寫在廣袤的田野上，雖萬難而不辭。”

節水抗旱稻能讓“望天田”變成“保產田”，最開心的是農民。

今年4月，貴州遵義市遵義縣團溪鎮五龍村紅星組，村民劉世祥正在自己的稻田里忙乎。

五龍村的稻田動不動缺水，收成一直難穩定。一旦遇到高溫旱季，播種超級稻經常就顆粒無收。懷著試試看的心態，去年劉世祥從種業公司領來“旱優73”，試種了6分田，沒想到秋后打出了干谷425千克，產量比原來的品種高多了，米質還更香。更開心的是，跟原來相比，他至少節省了兩次給稻田灌水。

雜交節水抗旱稻“滬優2號”豐收在望

2013年，天谷生物與貴州百隆源種業公司合作，開始在貴州省遵義市進行節水抗旱稻的引種試種，在遵義縣團溪鎮的試種面積近50畝，團溪鎮五龍村是試種點之一。五龍村4320畝土地中，有近千畝屬“望天田”，一般只能種玉米。如今種上了“旱優73”，這種節水抗旱稻表現出早熟、耐旱、產量高、米質優的特點。劉世祥和其他村民嘗到了甜頭，想擴大種植面積，但天谷生物、百隆源種業卻難以滿足村民的要求。

一邊是農民由將信將疑到深信不疑，想放開手腳干；一邊卻是種子難以供貨，有心無力。其間的“腸梗阻”在哪里？目前，我國對于新育成的主要農作物品種，除了育種者對自己選育的品種在穩定后進行評價外，還需參加由所在省種子管理部門組織的品種區域試驗和生產試驗，達到審定標準后，通過省級審定，才能在該省推廣。若要在全國推廣，還要進行國家級的區域試驗和生產試驗。經過國家審定后，才能依法推廣。

一個專家認可、農民歡迎的稻谷新品種，為何試種三年仍難通過區域品種審定？“關鍵在于，我國現行的品種審定制度是在追求‘高產出’的背景下形成的，對追求‘綠色產出’的新品種造成有形無形的鉗制。”天谷生物董事總經理金祖平說，“節水抗旱稻遭遇的‘貴州困境’，是政策調整滯后造成的‘合法性障礙’，引領性成果率先碰到了‘政策天花板’。”

與貴州不同，“旱優73”2014年通過安徽省的品種審定，目前全省種植面積達有50萬畝，主要分布在淮河流域泄洪區，在缺水田里，其畝產仍能保持600千克左右。“‘旱優73’之所以能拿到‘安徽牌照’，我們簡直用盡了洪荒之力。”天谷公司副總經理張劍鋒說，“由于目前我國對節水抗旱稻這類“綠色超級稻”，沒有相應的區域試驗和審定體系，節水抗旱稻必須參與水稻的區域試驗，放棄了節水抗旱特性，與水稻比產量、比米質、比抗性。也就是說，我們的節水抗旱稻要通過外省品種審定，就要在現行制度中與常規水稻在高產區試田中‘PK’，即放棄優勢，依然要‘取勝’。”

基因中心節水抗旱稻屬于典型的“兩頭在外”：生產加工基地和主要市場都不在上海。上海本地種植面積太小，新品種要在這么小的盤子里插上一只腳，容易么？為了找地播種，他們甚至費盡心機找到一塊工業拋荒地來試驗“望天收”。

一個品種審定，就這樣絆住了新成果。走通成果轉化“最后一公里”，何其難也。在基因中心科研團隊，畏難情緒時有發生。有人說，畢竟是科研機構，做好研究、發發論文，那是本分；做推廣，既然這么難，政策有障礙，吃力不討好，那就算了吧。

羅利軍挺住了。他與研發團隊反復交流，堅定共識：“搞農業科研，田間連著實驗室。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我們不僅要將論文寫在科學的高峰上，更要將論文寫在廣袤的田野上，雖萬難而不辭。”

“科學家團隊持股”，那時還屬于新鮮事物。科技創新與制度創新要協同發揮作用，兩個輪子一起轉。“市場用尺子撐大了政策的邊界，這也從一個側面映襯出上海的‘創新張力’。這正是上海吸引創業者的地方。”

“其實，羅老師也有挺不住的時候。”說到節水抗旱稻的產業化困境，張劍鋒笑著說。他指的是羅利軍憤然提出辭職的一段舊事。

2011年年初，基因中心決定成立一家專業的種子公司，作為節水抗旱稻的推廣平臺。這家公司以股份制方式設立，由代表國有股的農科院，以及企業家團隊、科學家團隊共同發起、共同持股。提出投資的企業家原本也是學農出身，做其他生意發展起來之后想反哺農業。但這位投資人提出兩個條件：一是必須由羅利軍擔任企業董事長、法人代表，新公司運作要借用他作為著名農學家的名頭；二是基因中心科研團隊最好全員持股，新公司要用成果轉化收益來凝聚科研團隊的智慧和力量。

以設立股份公司的形式來推廣節水抗旱稻，是基因中心多年摸爬滾打的結果。在第一個品種出來時，羅利軍就在謀劃推廣載體。2005年，基因中心成立科技服務辦公室，借助基因中心工會下屬的上海市農業生物基因中心職工技術協會這個法人實體，做一些簡單的推廣，開始在各地試種“旱優2號”“旱優3號”“滬旱15”等品種，結果各地試種表現不錯。為了進行專業化開發，2008年，在市農科院的支持下，成立上海旱優農業科技發展有限公司，一個專業化國有種子公司呈現雛形。但國有企業難以解決股權激勵、增資擴股等問題，運作兩年之后，公司逐漸窒息。

“我們那些年到各地推廣，看上去就像‘打游擊’。真要上戰場，還得‘正規軍’。”張劍鋒幾乎全程參與了節水抗旱稻的市場推廣，對此中的尷尬與艱辛深有感觸，“尋求規范的股份制公司運作形式，就是我們不斷試錯后的產物。”

“科學家團隊持股”，那時還屬于新鮮事物。羅利軍顯然又碰到了一塊“政策天花板”。設立股份公司的報告打到市農科院，可誰也不敢貿然表態。

“我當時提出辭職到大學教書，是帶有一點情緒的，但也確實是真心話。”羅利軍說，“農業科技成果一旦不能有效轉化，農業科研本身也就難以持續、難以突破，再在這里做下去就失去意義了。”

對科研中出現的新事物，市農科院黨委沒有懈怠。他們一方面派員去有關部門了解相關政策界定，一面與科學家、企業家團隊協商解題之道。

“對公務員參與企業持股，政策有明確禁令。而基因中心是事業單位，盡管事業單位參照公務員方式管理，但沒有一條政策對此下了明確禁令。”龔麗英說，“后來院黨委專門為此召開會議，同意了基因中心的報告。‘科學家團隊持股’直到2015年上海‘科創22條’出臺時才得以明確。我們在2011年就率先‘吃螃蟹’，無疑是一項突破，農科院黨委為此是承擔過責任的。”

就這樣，2011年3月，上海天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順利成立。2012年2月15日，天谷生物作為首批19家企業成功在上海股權托管交易中心掛牌，正式成為一家運作規范的高科技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今年7月22日，天谷生物在“新三板”上市，節水抗旱稻“育、繁、推一體化”步入快車道。

“當科學家挺不住的時候，組織出現了。科技創新與制度創新要協同發揮作用，兩個輪子一起轉。”金祖平說，“市場用尺子撐大了政策的邊界，這也從一個側面映襯出上海的‘創新張力’。這正是上海吸引創業者的地方。”

搞科研、做事業，眼睛不能只盯著眼前的柴米油鹽，還要想著詩和遠方。要以未來引領現在，隨時為未來預留空間。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當比翼齊飛、不可偏廢。追尋“旱稻密碼”，時不我待

8月9日，福建建寧縣里心鎮蘆田村。冒著烈日高溫，羅利軍一行深入“旱優73”制種基地。此行目的主要是驗收制種田產量。

生產足夠的優良種子，是推廣新品種的前提。對于雜交水稻來講，一是要進行繁種，即繁殖親本；二是要用親本進行制種。建寧是制種福地，全縣集中了來自全國各地數十家種業企業，制種面積達十多萬畝。天谷生物是該縣種業協會副會長單位，在這里的制種面積超過5000畝，其中蘆田村有制種田1000畝。

羅利軍叮囑隨行人員物色好稻田，爭取明年將建寧的種業基地拓展到一萬畝以上。他說：“搞科研、做事業，眼里不能只盯著眼前的柴米油鹽，還要想著詩和遠方。要以未來引領現在，隨時為未來預留空間。”

在羅利軍的設想中，基因中心要“夯實一個根基、建設兩支隊伍”。“一個根基”就是生物基因的收集、保護與利用，讓“種子方舟”不斷壯大；“兩支隊伍”一在基礎研究、一在應用研究，兩者當比翼齊飛、不可偏廢。

從初來上海時的11人，到如今近百人，基因中心研發團隊在不斷壯大。其中，基礎研究隊伍的結構不斷完善、優化。羅利軍說：如今綠色發展深入人心，全球各地科學家都在尋找特異資源測序，尋找耐旱、抗病、高營養等遺傳因子用于改良農作物。追尋“旱稻密碼”，時不我待。

“咬定青山不放松，是科學研究的優良品質。”在當天的田頭座談中，羅利軍告訴他的研發伙伴，“你們中不少人是我的學生。我不知道我有生之年能不能找到‘旱稻密碼’，我希望你們接著找。你們找不到，你們的學生繼續找。我們要拿出愚公移山的精神，這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擔當、情懷和血性。”

“旱優73”制種的驗收數據出來了，結果超出預期：每畝實收稻種288.2千克，一舉突破250千克！一般制種畝產在200千克左右，“旱優73”制種明顯屬于高產。

這一天，正值羅利軍55歲生日。受制種高產的激勵，羅利軍欣然填詞一首《水調歌頭·制種》：

才觀崇陽種，又喜建寧豐。千里山河橫跨，仍是稻飄香。任憑風吹浪打，有我志士同仁，談笑凱歌還。子在天上曰，勝者如斯夫！

省資源，保環境，盼天谷。真愛灑向人間，五洲盡開顏。最喜人才輩出，員工發奮圖強，齊心繪鴻圖。五五不服老，愿作耕田牛。

本文原文轉發自 上海市政協機關報 《聯合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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