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涿鹿2014年下半年引進“三疑三探”開始，越來越多新的教學思想、教學方法、思維方法，在這塊土地輪番登臺，不下10種。

■“傳統課堂有預習、質疑、講授、討論、反思、鞏固等多個環節。涿鹿的課改只是把傳統教學的‘質疑’環節無限放大。”

■“教育改革需要方方面面的支持。別讓那些有改革熱情的局長、校長覺得——改革就得‘下課’。”

“一會兒，我準備開一次全體大會。”這或許是郝金倫最后一次行使自己作為涿鹿縣教科局黨委書記、局長的權力。

7月12日上午8點，在河北省張家口市涿鹿縣教科局的班子會上，郝金倫說自己已決定向縣委辭職。“開大會”的要求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對。“沒辭職之前，我還是這個縣的教科局局長，我有權力這么做！”郝金倫說。

隨后，他發表了自己的辭職演講。“也沒有別的原因，就是想對這3年來的工作作一個總結。”郝金倫說。

演講過后，郝金倫走下主席臺，轉身離去。

此后，就有了后來刷爆微信朋友圈的《涿鹿縣郝局長激情辭職講話》。

“所有內行人都覺得好，外行人卻充滿了焦慮”

站在政府大樓的三層望下去，郝金倫看到了樓下聲嘶力竭的群眾，“我的心在滴血”。兩年前，他開始了一項名為“三疑三探”的教學改革，目的是將涿鹿的學生從滿堂灌、題海戰術的傳統課堂拯救出來。然而，7月5日，涿鹿縣上百名家長在縣政府門前的集體“散步”，卻直接促成了郝金倫的辭職。

那天上午10點，李女士匆忙趕往涿鹿縣交通運輸局門前，“路兩旁擠滿了人，街心的雙黃線已被拉著橫幅的人占據”。

“撤局長！停止‘三疑三探’！”人群高呼著口號。李女士的孩子在合符小學讀書，她“想聽聽政府怎么回應”。但自始至終，李女士并沒有看到郝金倫。

請愿當天，縣政府便叫停了“三疑三探”。7天后，郝金倫辭職。

7月25日，中國教育報記者撥通郝金倫的電話，他仍認為，“大部分人是支持‘三疑三探’的”。

其實，在“散步”之前，涿鹿縣家長的微信朋友圈里，早已出現了蛛絲馬跡。

7月1日晚，李女士的朋友圈被一條信息刷了屏。信息中說，郝局長拿“孩子的成長當實驗品”，“一意孤行，強推‘三疑三探’教學方式”，犯了“教育的大忌”。家長們的請愿也由此而來。

“‘三疑三探’這種模式很好。所有內行人都覺得很好，外行人卻充滿了焦慮。”郝金倫說。

那么，這個被家長稱為“實驗”的“三疑三探”到底是什么？

據郝金倫介紹，“三疑三探”共四個教學環節，即設疑自探、解疑合探、質疑再探、拓展運用。其最大特點是學生先獨學深思，形成自己的學習經驗后，采取小組合作式學習，讓學生主動發現問題、獨立思考問題、合作探究問題、歸納創新問題、勇于評價問題，養成敢于質疑、善于表達、認真傾聽和不斷反思的學習習慣。

為了便于操作，涿鹿縣還印發了名為《涿鹿中學三疑三探新授課評價標準（試行）》的指導冊子，規定了“三疑三探”四個階段的標準操作方法和考核方式，以及應達到的目標。

比如，在“解疑合探”階段，標準的操作方法是：“提問與評價”環節，由學困生回答、中等生補充，中等生或優等生評價。在“講解”環節，規定教師“三講、三不講”，“三講”即講解學生自學和討論后還不理解的問題、講解知識缺陷和易混淆易錯的問題、講解學生質疑后其他學生仍解決不了的問題，“三不講”即學生不探究不講、學生會的不講、學生講之前不講。

評價標準上，在“運用拓展”階段對課堂環境有具體要求。如第6條：學生高度參與，課堂無閑人，都能真正進入學習狀態，體驗到探究和成功的快樂（掌聲、笑聲、驚訝聲），教師普通話標準，板書規范，不拖堂。

“過去上課是老師臺上天花亂墜，孩子臺下昏昏欲睡。”郝金倫認為，相較于傳統課堂，“三疑三探”的優勢顯而易見。

但在家長這里，卻出現了不一樣的聲音。

家住縣城的盛女士回憶，學校曾給家長發了一張手掌寬的紙條，讓家長在“傳統教學班”和“三疑三探教學班”之間選一個。

盛女士對“三疑三探”并不了解，為了保險起見，她選擇了“傳統教學班”，但紙條交上去，“就沒了下文”。從孩子帶回來的只言片語中，盛女士了解到，“三疑三探”已經實行快兩年了。

“家長如果了解‘三疑三探’是什么，那叫有選擇。你買件東西還要挑挑，但這個東西連選擇的權利都沒有，就直接上了。”盛女士說。

而說起學習成績，盛女士很苦惱。“我讓女兒畫個直角，結果她畫了一條直線，三年級了，卻連直角、銳角、鈍角都分不清。”今年暑假，盛女士給孩子報了數學和英語兩個補習班。

“孩子上課玩手機、聊天”“老師上課不講課了”“教育局不讓留作業、不讓復習、不讓排名”……各種傳言紛至沓來。

2015年7月，暑假前夕，郝金倫在實驗小學召開了規模達2000人的家長會。不過在實驗小學一位學生家長看來，這次大會并未打消家長們的疑慮。

這位家長回憶說，當時實驗小學的操場上聚集了上千人，旗桿下面擺了幾張桌子，郝金倫就坐在桌子后面。會從下午一直開到晚上10點，家長和郝金倫的情緒都很激動。會中還下起了雨，直到雨越下越大，家長才散去。

“家長們問了很多問題，但他基本沒有解答，而是一直反復強調，這個東西好，別的地方可以搞，我們也可以搞。”這位家長回憶。

但在郝金倫看來，真正外行的是家長。接受采訪時，他將“三疑三探”改革比作一次腫瘤手術，“做腫瘤手術是非常專業的，但是病人家屬卻在要求這樣做、那樣做，這才是干預”。

“回去該掛黑板的掛黑板，該分組的分組……”

在推進“三疑三探”的過程中，教科局一度對普及率很看重。考查普及率的典型方法是：教室里有沒有掛上三面黑板，學生座位有沒有從原來的插秧式變成4人或者6人對面而坐。

2014年12月25日，在臥佛寺小學召開的全縣小學“三疑三探”教學現場會上，一位教科局的負責人對推進速度不滿。會上，他要求校長們：“回去該掛黑板的掛黑板，該分組的分組，該用模式的用模式，迅速展開。”

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很快，一些教師開始用自己的方式抵制。

“教師在投影上打出‘解疑合探’，然后仍按傳統模式講課。”教師郭鑫觀察到，一些教師不愿意公開反對，但希望通過這種方式，維持他們想要的教學秩序。

不過，這種“消極抵抗”的方式沒能持續多久。2015年冬天，涿鹿縣開始在全縣中小學教室安裝“高清、可旋轉、可伸縮”攝像頭。郝金倫說，攝像頭可以清晰地看到黑板上的公式。

在一些教師看來，這顯然是為了督促教師使用“三疑三探”。而郝金倫卻認為，教師們誤解了他的初衷。“這不是為了監控老師，而是一套遠程聽課系統。”郝金倫說，涿鹿縣南北距離100多公里，這套系統便于教研員隨機聽課。

在極速推進的“課改”中，郝金倫也不乏支持者。

張賓是涿鹿縣希望中學一位有著15年教齡的語文教師，在他看來，實施“三疑三探”課改以來，學生的厭學情緒減輕，自主性大大提高。

“沒課改時，我一支粉筆就能上完課。現在孩子們提出的五花八門的問題讓我防不勝防，經常被學生難住，學生很有熱情。”在張賓看來，懷疑課堂上教師不講課是對“三疑三探”的巨大誤解。

“‘三疑三探’課堂上教師的作用依然至為關鍵，過去是代替，現在是將自主權還給學生，在學生合作都不能完成的情況下教師才干預。”張賓解釋道。

在教科局門前的丁字路上，每隔30米便掛了一條紅色橫幅——“慶賀涿鹿高考大捷”。近20條橫幅上，細數了涿鹿縣兩所高中2016年的高考成績：“普通高中高考文理一本上線人數190人，增長率為61%……”

郝金倫將此作為“三疑三探”改革的成果。辭職演講里，他說：“今年高考成功實現目標翻番，所有學校形勢一片大好。成績擺在那兒，抹殺也抹殺不掉。”

但在一些高中教師看來，這種說法站不住腳。“今年河北一本名額省內大幅擴招，直接導致一本上線名額大增。而且在這屆高三和復讀班學生中，并沒有用‘三疑三探’。”涿鹿中學一位教師說。

相比于部分教師的兩極化評價，大多數受訪教師在面對“三疑三探”評價時，選擇了沉默。

“這里認識我的人太多了，咱們找個地方說。”郭鑫答應接受當面采訪，但希望不在縣城里。隨著車子開出縣城，他的聲音也大了起來，“我是反對‘三疑三探’的”。

“傳統課堂有預習、質疑、講授、討論、反思、鞏固等多個環節。涿鹿的課改只是把傳統教學的‘質疑’環節無限放大，用一個環節涵蓋所有的課堂環節，是有問題的。”郭鑫說。

“‘三疑三探’走得太快，一線教師吃不消的”

“‘三疑三探’走得太快，一線教師要吃不消的。”涿鹿縣教科局副局長許世民在教科局民主生活會上多次向郝金倫提出自己的顧慮。

事實上，“三疑三探”的推廣速度，出乎了很多班子成員一開始的想象。2014年5月22日，涿鹿縣教科局印發《關于深化教育教學改革工作的實施方案》。這是涿鹿縣引進“三疑三探”的第一份規范性文件，將“三疑三探”的實施工作分為入模、習模、化模、創模四個階段。方案中明確指出，“在入模階段，（小學）四年級以上開展‘三疑三探’教學模式”。

“當時是考慮到低年級學生接受這種模式有困難，所以就先在小學中高年級中試點。”對于先試點的做法，郝金倫也是贊同的。在2014年的全縣工作會上，他說：“我們的課題引進推廣工作一定要穩扎穩打，通過試點總結經驗教訓，發現問題和不足。”

但沒過多久，“課改”推進得越來越快，郝金倫提出“三年級也可以做”。等到三年級開始不久，二年級、一年級也開始了。

在高中教研室成員的選聘上，局里也出現了不同的看法。許世民認為：“教研員必須得有教學經驗，要有能力指導教學。但高中教研室的選聘是通過全縣考試的方式，只看卷面成績，誰考得好用誰。”

面對質疑，郝金倫認為：“教研員主要是檢查常規教學的落實情況，是‘三疑三探’的檢查者、推動者、協調者，而不是指導者。”

為了激勵教師使用“三疑三探”，教科局還將其作為教師調動、職稱評聘的依據。有文件明確規定，在全學區“三疑三探”課堂教學模式講課比賽上，工作5年內取得前五名，10年內取得前十名，可參加進城調動考試。

有獎自然有罰，郝金倫在一次講話中說：“把五項技術推進工作考核結果作為校長任免使用的依據，讓那些碌碌無為、不思進取的校長退位讓賢。”

縣里曾經傳聞，只要反對或推進“三疑三探”不力的校長，郝金倫會想方設法將其調離。對此，郝金倫回應，“兩年多來，只調動了十幾個正副校長，而且所有的校長任命和調動都是經過局務會討論后的結果”。

“這個改革還沒搞明白，下一項又得加在課堂上了”

7月12日，在辭職報告現場，郝金倫對著臺下的教科局全體員工陳述自己的辭職原因，“在當前形勢下，縣委叫停全縣教育改革，我想這是不得已而為之的辦法。作為黨員，我舉雙手贊成”。

“縣委并沒有叫停全縣的教育改革，只是先叫停了‘三疑三探’，像‘學習力’‘元認知’等并沒有停。”許世民說。

事實上，“三疑三探”到底是暫時擱淺還是永久停止，現在依然是個問號。

一封網上流傳的“涿鹿縣教育和科學技術局致廣大家長的一封信”寫道：“涿鹿縣教科局將給部分學校充分辦學自主權，各學校自主選擇，確定何種教學模式，教科局不干涉。”

7月25日，郝金倫在接受中國教育報記者采訪時堅信：“應該有很多校長認同‘三疑三探’的理念。”

涿鹿縣作為省級教改實驗縣，從2002年課改啟動開始，多種課改模式輪番上場。

涿鹿中學高三畢業生劉龍，對“三疑三探”中“三面黑板”“六人一組”的教學方式并不陌生。在他看來，這與他們高一時用的“綠色高效大課堂”大同小異。“綠色高效大課堂”的前身是“三環五步教學法”，移植于山東昌樂二中的“271課堂”。

而當“三疑三探”大潮來臨時，“綠色高效大課堂”便陸續停止了。與之相似的，還有從2012年開始與北師大合作的“基礎教育跨越式實驗項目”。這項3年一輪、為期6年的中小學課改項目，在2015年暑假暫停了第一輪實驗。

但在郝金倫看來，“‘跨越式’的優勢全部被‘三疑三探’覆蓋了，而且‘跨越式’在一些班級還有保留，并未全部叫停”。

許世民介紹，“跨越式”的推進采取了先試點再逐漸推開的模式，第一年10所學校，第二年增加了4所。

在一位不愿具名的教科局領導看來，正是這種不緊不慢的步調，使“跨越式”逐漸成了“獨苗”。“有的實驗班做到三年級了，一回頭，一二年級沒跟上。”這位領導告訴記者，吸取教訓，局里在推進“三疑三探”時，不再一點點做、慢慢搞了。

郝金倫曾提出：“新課題的引入，沒有行政力的推動，僅僅依靠教研人員去搞，往往是半途而廢，所以局長和校長要將這項工作作為‘一把手工程’親自抓。”

從涿鹿2014年下半年引進“三疑三探”開始，越來越多新的教學思想、教學方法、思維方法，在這塊土地輪番登臺。許世民掐著指頭算了算，不下10種：沈陽的學習力課題、華東師范大學的思維可視化技術、生本數學、元認知、管建剛英語、張思中英語、過電影法、星號法、周長生學習法……

一位一線教師說：“這兩年來，引進的這么多項教育改革，就如上映的一部部電視劇，我們還不知其然，就得馬上行動起來用在課堂上。這個還沒搞明白，下一項又得加在課堂上了。來不及消化，來不及思考，一引進就全面推開，不考慮學生層次和差異，這些改革注定是短命的。”

“改革過程中遇到問題就要解決問題。”盡管“三疑三探”在涿鹿被叫停，該教學法創始人、河南省西峽縣教研室原主任，現南陽一高副校長楊文普在接受中國教育報記者采訪時談道，“有更多的人來質疑、發展對學生有利的學習方法、教學模式，我們的教育改革才有希望。”

不過，楊文普隨即補充說：“教育改革需要方方面面的支持。我們要警惕大家對這個事情出現負面理解，要注意保護改革者的積極性。別讓那些有改革熱情的局長、校長覺得——改革就得‘下課’。”（本報記者劉博智董魯皖龍張瀅）

（文中教師、校長、家長、學生均為化名。實習生林馥雯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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