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何以“不忘初心”

不忘初心，繼續前進，這是習近平總書記在“七一”重要講話中向全黨提出的動員令，是指導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的政治宣言。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肩負為黨和人民述學立論、建言獻策的光榮使命，需要認真回答好如何不忘初心、繼續前進這一歷史性命題。

不忘初心，就是要在追求真理中堅定理論信仰，真學真懂真信真用馬克思主義。學術研究是一項追求真理的崇高事業，離不開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作指導。馬克思主義自誕生以來，就以其崇高的信仰力量、強大的邏輯力量和鮮明的實踐品格，深刻改變了人類社會歷史進程。馬克思主義對人類命運的終極關懷、對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科學揭示，以及自身與時俱進的理論品質，使其始終占據人類思想的道義制高點和真理制高點，成為“偉大的認識工具”，對其后的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產生“總體性”影響。

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是當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區別于其他哲學社會科學的根本標志。這是由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特殊歷史地位決定的。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馬克思主義是我們立黨立國的根本指導思想。背離或放棄馬克思主義，我們黨就會失去靈魂、迷失方向。”與西方國家相比，馬克思主義在中國，不僅是理論上的存在，更是實踐上的存在；不僅是學院派書齋里的符號存在，更是人們日常生活世界的真實存在。作為治國理政指導思想的馬克思主義，真正體現了歷史與邏輯的統一、理論與實踐的統一，解釋世界與改造世界的統一。自覺堅持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不斷開辟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21世紀馬克思主義的新境界，是歷史賦予當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的重要任務，也是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的職責所在、使命所系。

不忘初心，就是要在述學立論中彰顯理論情懷，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研究導向。為什么人的問題，是哲學社會科學的根本性、原則性問題。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為誰著書、為誰立說，是為少數人服務還是為絕大多數人服務，是必須搞清楚的問題。”哲學社會科學本質上是研究人的學問，具有鮮明的價值屬性。在人類思想史上，從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對城邦統治秩序的設計，到盧梭、伏爾泰、孟德斯鳩等啟蒙思想家對新興資產階級權利的辯護，再到黑格爾“國家哲學”對德意志民族精神的論證，無不包含著鮮明的價值立場。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超越了啟蒙思想家從“抽象的人”研究問題的局限，闡明人民群眾創造歷史的觀點，從而真正賦予了歷史創造者對于歷史的解釋權，使人民有了自己的思想體系，實現了哲學社會科學發展史上“哥白尼式”革命。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一個時代最精致的思想蘊藏在人民之中，人民群眾的首創精神是哲學社會科學發展的源頭活水。哲學社會科學只有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研究導向，才能避免“異化”為脫離現實的“經院哲學”和自娛自樂的“思辨游戲”，始終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中國知識分子自古就有“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抱負和情懷。正是這種情懷激勵著歷代仁人志士自覺為民請命、上下求索，傳承中華文脈、砥礪民族精神。近代以降，這一精神傳統更是與“救亡圖存”時代主題相耦合，成為推動民族復興的重要精神支點。中國共產黨成立后，以李大釗、毛澤東、瞿秋白等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以堅定的馬克思主義信仰，為實現工農大眾解放而接力探索，將傳統中國知識分子的為民情懷提升到新的境界。延安時期，毛澤東號召知識分子“到農村去、到工廠去、到部隊去，成為群眾的一分子。”他們中的許多人，如李達、艾思奇、范文瀾等都成為新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奠基人。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是需要一點情懷的。今天的中國正處于走向民族復興的關鍵時期，也是哲學社會科學大有可為的時期。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應傳承古人“以人弘道”的精神傳統和革命年代“做群眾學生”的良好作風，樹立為人民做學問的理想，把個人學術追求與國家和民族發展緊緊聯系起來，為人民立德立言，努力多出經得起實踐、人民、歷史檢驗的研究成果。

不忘初心，就是要在解答時代課題中強化理論自覺，提升學術研究的原創能力。問題是時代的呼聲，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本身是發現問題、提出問題、解決問題的過程。世界上偉大的哲學社會科學成果都是在回答和解決人與社會面臨的重大問題中創造出來的。當代新科技革命正以前所未有的姿態推動人類生產和交往方式發生深刻變革，也催生了一系列新的哲學社會科學問題域，亟待提出新的范式，做出新的解答。當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要想有所作為，就要以我們正在做的事情為中心，從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中挖掘新材料、發現新問題、提出新觀點、構建新理論，為中國的改革發展，黨中央治國理政提供更有效的理論供給。

創新是哲學社會科學的永恒主題。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的哲學社會科學有沒有中國特色，歸根到底要看有沒有主體性、原創性。對于哲學社會科學研究來說，不唯上、不唯書、不唯古、不唯洋，只唯實的理論自覺和批判精神，是主體性的集中體現。如果沒有這種批判精神，就有可能成為別人思想的附庸。歷史上，許多劃時代的哲學社會科學經典著作都是以“批判”命名的，最著名的如康德的“三大批判”，馬克思的《黑格爾法哲學批判》《政治經濟學批判》等。毛澤東同志也曾經說過，“我們的態度是批判地接受我們自己的歷史遺產和外國的思想。”應當指出的是，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的批判，應當是經過嚴肅認真思考，以解決問題為出發點的分析，而不是基于情緒化的盲目主觀臆斷，更不是簡單套用某一種理論裁量現實得出的片面結論。我們既要反對學術“拿來主義”，也要反對學術“民粹主義”。在這樣一個需要思想也一定能夠產生思想，需要理論也一定能夠產生理論的時代，當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應當以“板凳甘做十年冷”的精神，做出更多具有原創性的研究成果，努力讓世界知道“學術上的中國”，開創屬于我們自己的理論時代。

（作者單位：山西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北京師范大學哲學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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