構建中國特色的世界史體系

5月17日，習近平同志主持召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并發表重要講話。他指出：“一個國家的發展水平，既取決于自然科學發展水平，也取決于哲學社會科學發展水平。一個沒有發達的自然科學的國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個沒有繁榮的哲學社會科學的國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筆者從事世界史教學與研究50余年，習近平同志的講話對我很有啟發，使我對世界史學科的創新問題有如下看法。

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

這樣的表述似乎是老生常談，其實不然。由于極“左”思潮的影響，加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曲折，我國和國際上一度出現了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危機”。改革開放后，我們要對外交流和走出國門，大量引進并翻譯了西方盛行的學術理論與專著。這是必要的，也是正確的舉措。但是與此同時，一些學者特別是青年學人，放松了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和運用，甚至全然接受西方的學術理念。習近平同志指出，當前對馬克思主義有“真懂假懂”和“真信假信”的問題，他強調“我國廣大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要自覺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自覺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貫穿于研究和教學全過程，轉化為清醒的理論自覺、堅定的政治信念、科學的思維方法”。

當前，要在我國世界史領域中貫徹馬克思主義，最重要的就是堅持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整體史觀。世界歷史有縱向的社會演變過程，也有橫向的、從分散到整體的演變過程。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就有對此思想的闡述，但長期以來歷史著作通常主要講世界歷史的縱向發展，而對橫向發展講述得不夠。隨著世界的日益全球化，對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史理論應有全面的學習和認識。如何應用于歷史研究之中，也是一個新問題。

必須看到的是，現階段西方學界盛行“全球視野論”，這與馬克思主義的整體世界史觀既有諸多共同之處，也有本質的不同。20世紀50年代后期，英國史學家巴勒克拉夫提出了“全球史觀”，到70年代在西方學術界得到廣泛認同，涌現出威廉·麥克尼爾的《世界史》和斯塔夫里阿諾斯的《全球史》等代表作。2000年，國際歷史科學大會向世界各國史學家提出了“全球史：概念與方法”的研究課題。此后歷屆大會都建議史學研究者采用全球視野探討問題。

這種“全球史觀”的理論基礎是比較文化形態學。麥克尼爾的《世界史》最初書名是《西方的興起——人類共同體史》，表明它與比較文化形態學創始人斯賓格勒的《西方的沒落》一脈相承。麥克尼爾還崇拜比較文化形態學的另一位代表人物阿諾德·湯因比，并為他寫了傳記。比較文化形態學將世界各類型文化進行比較，評出“優等”和“劣等”。雖然它有全球視野，不同于“西歐中心論”，但最終的結論仍是“西方優越”、西方應當領導世界。斯塔夫里阿諾斯的《全球史》雖然對東方進行了描寫，但其中存在的偏見與“西歐中心論”仍有異曲同工之處。

馬克思主義的世界整體史觀則是以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為理論基礎，它既重視上層建筑對歷史發展的作用，更重視經濟基礎對社會演變的決定作用。它認為人民大眾和被壓迫民族的解放斗爭是推動歷史前進的主要動力。我們雖然要注意借鑒西方的“全球史觀”，但決不能照抄照搬。

把教學改革與研究擺在第一位

習近平同志認為社會科學與文學藝術一樣，也要把為什么人服務的問題擺在第一位。他說：“我國哲學社會科學要有所作為，就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研究導向。脫離了人民，哲學社會科學就不會有吸引力、感染力、生命力。”

就世界史學科的創新而言，應該把教學改革與相關研究提升到首位。世界史與中國史的學科任務有所不同。由于歷史的原因，我們對世界的認識曾經有局限性。今天，世界日益走向全球化，中國比以往任何時期都更加關心世界的全貌。為了滿足人民的迫切需要，世界史尤其是世界現代史教學與普及工作無疑具有現實意義。

搞好世界史教研工作的關鍵是加強綜合性研究。這是世界史研究與國別史和專題研究的主要區別。它需要跨國家、跨民族的視角，從全球視野進行分析。綜合研究有兩個方面：一是對各國共有的現象進行綜合分析；二是要將某國特有的事件、人物放在世界潮流中，用全球視野進行綜合分析、評述。兩者的共同目的都是找出具有世界意義的認識規律。

加強世界史教學的另一關鍵是編好教材。習近平同志指出：“要抓好教材體系建設，形成適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要求、立足國際學術前沿、門類齊全的哲學社會科學教材體系。”我國世界史學科的教材建設任務遠未完成，盡管已經有了國家統編教材，但從讀者的需求來看是遠遠不夠的，還應該有適應不同地區、不同人群、不同文化水平的各類讀者需求的多種版本教材。要支持來自教學實踐并有特色的教材出版，教材形式可以多種多樣，除文字版外，電子版、音像版教材也需要大力發展。

教研改革不僅需要教師的努力，還需要各級學科體制的改革相配合。諸如教研成果的評估制度、職務晉升制度、科研項目的規劃、書刊出版的標準等，都直接影響世界史學科以及其他學科的創新。

認真傳承是學科創新又一前提

無論是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的發展，都需要集前人之大成。習近平同志指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首先要“體現繼承性、民族性”。世界史學科作為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的一個分支，其創新也必須認真考慮繼承問題。

在我國世界史學科發展史中，有一段經歷不應忽視，這就是新中國成立前后從“西洋史”到“世界史”的轉變。這不單單是名稱的變化，而且還是一場“去殖民化”的大變革。這里我用南開大學的情況來說明。抗日戰爭期間，南開大學與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共同組成的西南聯合大學（簡稱西南聯大）曾是中國文化中心之一。1952年院系調整，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的歷史系負責人及部分教師調至南開大學，使南開大學歷史系成為“小西南聯大”。當時師生們“去殖民化”的學科創新精神，值得我們繼承。

其一是革新精神，積極革新自身舊理念，認真學習馬列主義。鴉片戰爭后，中國經受了百余年的半殖民地化，在社會文化風氣方面，往往認為一切都是“洋”的好，學的外國史也是“西洋史”。新中國成立初期，世界史學科的權威學者多數為“海歸派”。例如楊生茂先生留學于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和斯坦福大學，研究美國外交史，1947年應聘至南開大學，承擔“西洋通史”教學，他當時就對該課程中的殖民地氣息很不滿。新中國成立后，他的教學改革從學習馬列著作做起，開設《國家與革命》等經典著作課程，赴黨校學習，參與中學教材《西洋史》的改造。經過幾年的教學實踐，他又參加了周一良先生、吳于廑先生主編的《世界通史》編撰工作，擔任“世界近代史”分冊的主編，并在編寫過程中注意貫徹馬列主義歷史觀。

又如雷海宗先生留學美國芝加哥大學，曾任中央大學和清華大學歷史系主任，是斯賓格勒比較文化史觀在華的主要傳播者。新中國成立后，雷先生注重學習馬克思主義，“發現了一個新的世界；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使我好似恢復了青年時期的熱情”。1952年院系調整時，他調至南開大學歷史系，擔任世界史教研室主任。他在《歷史教學》發表文章呼吁：“在我們的世界史課本中就必須考慮亞洲各國所當占有的恰如其分的地位。這對于培養學生世界范圍地看世界問題，而不是歐美中心地看世界問題的習慣，是非常重要的”。通過學習馬克思主義，他完全拋棄了斯賓格勒的文化形態學觀點，寫出了《世界上古史講義》，作為教育部第一批交流講義在全國高校傳閱。

再如梁卓生先生曾在美國研究國際政治，新中國成立后他回到祖國，擔任南開大學歷史系的“世界現代史”專職教師。為搞好這門課的教學，他曾經到外交學院參加蘇聯專家庫達科夫主講的“現代國際關系史”學習班，但對蘇聯專家的講學并不完全滿意。梁卓生到南開大學任教后，注重把毛澤東思想引入“世界現代史”教學之中。作為“海歸派”，他的自我革新與探索精神是難得的。

其二是開拓精神，開辟新的教研領域。“西洋史”以西歐為中心，研究領域十分有限，廣大東方國家的歷史被排除在外。1953年，教育部委托北京大學、南開大學歷史系負責起草歷史專業教學計劃。該教學計劃將“亞洲史”列為歷史專業的基礎課之一，這是創新之舉，但要付諸實施是很困難的。吳廷璆先生曾留學日本，研究日本史和中西交通史，講授日本史、朝鮮史、印度史，時任南開大學歷史系主任。為促進亞洲史教研工作，他不斷網羅人才。當時，黎國彬先生執教原始社會史與考古學，精通多種語言，吳廷璆先生動員他開拓東南亞史研究。1955年萬隆會議后，為滿足讀者需要，黎國彬先生撰寫了《印度尼西亞簡史》，并于1957年出版，這是國內撰寫的第一部有關亞非國家歷史的專門著作。1960年為“非洲年”，非洲的覺醒引起人們的關注，“亞洲史”課程也隨之擴大為“亞非史”。我是吳廷璆先生的研究生，他就將我的學習方向從日本史引向非洲史，并幫我與北京大學歷史系楊人楩先生聯系。楊先生當時已是法國史專家，但是為了人民的需要，他又開拓新的學術領域，投身于非洲史教研之中。

其三是協作精神。歷史教材的“去殖民化”不僅要體現在理念上和課堂上，而且應通過著述表現出來。當時南開大學歷史系從事亞非拉史教研的老師很少，單個人不可能完成這一重任。在系領導的統一安排下，1958—1960年集體編寫出版了《中國和阿拉伯人民友好關系史》《中東民族解放斗爭簡史》《中東民族解放運動大事年表》（1917—1958）、《拉丁美洲民族解放斗爭簡史》《拉丁美洲民族解放斗爭大事簡記》《北非民族解放斗爭簡史》等著作。當時教師們不計個人名利，密切協作，這種精神值得稱贊。

總之，新中國成立前后我國世界史領域的創新歷程為今天留下了諸多寶貴經驗。在世界史教學和科研工作中，我們應貫徹習近平同志的講話精神，“不忘初心，繼續前進”，高舉馬克思主義偉大旗幟，創建具有中國特色的世界史學科。

（作者系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教授，中國世界現代史研究會原副會長、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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