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生社會實踐調查之四】

社會實踐何時贏來社會總動員

《關于進一步加強和改進大學生社會實踐的意見》提到，大學生社會實踐要堅持整合資源，調動校內外各方面積極性，努力形成全社會支持大學生社會實踐的良好局面。

“出師不利。”北京某高校學生李嘯洋這樣形容自己今年的社會實踐。“我們一開始聯系了三四家與項目相關的單位，但都被‘無情’回絕了。最后，還是我們團隊的一位成員托關系找到了一家肯‘收留’我們的機構。”

記者調查發現，學生自己聯系調研單位，普遍都要吃上幾回“閉門羹”。因社會支持不給力而引發的一系列問題，正在制約著大學生社會實踐的健康發展。

遭遇“冷眼” “錢關”難過

北京某高校學生羅婧的“不爽”，要從給調研單位撥打的第一個電話說起。“今年，我們的項目《大學生創業現狀調查》通過后，馬上聯系了一家外地創業機構，但接電話的工作人員并不熱情，還盤問我們的住宿酒店和調研目的，最后在我們的軟磨硬泡下才松了口。”

“我們的項目才申下1000元，而我們團隊共有7人，平攤到每個人頭上也就100多元。”盡管山東某高校學生張詩奇想盡辦法節省經費，比如為了省住宿費住在同學家等，但最后結算，每個人還是自己掏了將近500元。

中國高校傳媒聯盟日前發布的一項調查顯示，65.65%的大學生受訪者參加了暑期社會實踐，73.48%的受訪者所在學院或學校設立了專項資助，所獲資助額度低于500元的團隊占62.37%。

從該調查可以看出，大學生暑期社會實踐的資金主要由學校提供。但這些資金真的夠嗎？

今年，山西某高校學生閆冰因參加社會實踐，自己花了2000多元，“不管能否申請到學校的項目經費，自掏腰包都是肯定的，只不過是多少而已”。

利用網絡眾籌經費，成為學生們闖“錢關”的一種新方式，但現在看來，效果有限。正在長白山進行暑期調研的北京某高校學生周鵬及其團隊就在“追夢籌”平臺上發起了資金眾籌。然而，到了截止時間，他們卻只籌到440元，相比9000元的目標差距很大。

透支熱情 難以雙贏

“雖然我們提倡學生自主組隊開展社會實踐，但實際情況是，完全依賴學生自己聯系社會實踐困難很大。”華中科技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童文勝說。

云南大學高等教育研究院教授羅志敏認為，之所以遭遇“冷眼”，關鍵在于一些高校一直以來的形式主義、添亂式、擾民式的社會實踐，早已透支了實踐者的信用、接收單位的熱情。

西安某創業園區發起人張途（化名）每年要接待十幾撥前來調研的大學生，在他看來，一些調研單位沒有和學校、學生建立科學合理的溝通、反饋機制，致使學生一些有價值的調研成果沒有反饋回去，沒有讓調研單位“嘗到甜頭”。

“即便建立了反饋機制，受專業水平、社會經驗等因素的影響，大學生的調研成果依然很難對調研單位產生公信力和吸引力。這種單向的支持，對調研單位而言更多是增添工作負擔。”東北師范大學教授王占仁補充道。

對于經費緊張的問題，天津外國語大學國際商學院創新創業中心主任李名梁分析道：“目前，有一些高校還沒有將社會實踐納入學校的教育管理體系中，因而沒有專項的經費投入。還有部分高校雖已將社會實踐納入該體系，但支持力度、經費投入都十分有限，造成‘僧多粥少’的局面。”

建立社會資源統籌機制

如何把“冷眼”變為熱情的互動，如何讓“錢關”不再是前進的阻力，已成為大學生社會實踐中亟須解決的重要問題。

“必須從社會的大視角出發。”王占仁建議，高校應建立社會資源統籌機制，本著合作共建、雙方受益的原則，加強社會實踐基地建設，建立校企、校地雙贏的合作聯系模式，為大學生社會實踐活動提供長期、穩定的實踐平臺，規范對接、輸送、跟蹤、管理、評價機制，按照學生專業及成長需求規劃實踐基地，有針對性地為大學生社會實踐活動提供保障和支持。

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助理研究員姜朝暉也認為，學校與地方政府和單位建立有效的互動反饋機制，是現行最有效的辦法之一。“當然，這也需要高校和指導老師嚴把調研成果的質量關，為地方政府和單位提供有價值的調研報告。單位嘗到了‘甜頭’，就會更愿意接收來實踐的學生，而建立良性合作關系之后，學生團隊也可以向當地政府申請資金資助，有效緩解經費緊張的問題。”

“除了學校要加大預算投入外，還要想辦法走資金籌措多元化道路，如建立專門捐贈基金賬戶，尋求企事業單位及社會組織的贊助。”羅志敏表示。

北京師范大學教育學部教授洪成文強調，應借鑒國際先進經驗，“國際上的普遍做法是，法律層面加以規范，企業依法提供實踐工資，動員社會資金設立實踐贊助基金，學校援手拾遺補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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