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時間，全國高等教育界紛紛熱傳一些綜合性大學的教育學科將在新一輪學科和建制調整中遭到裁撤。這樣的議論并不是空穴來風。7月15日，蘭州大學正式發布文件，宣布撤銷該校教育學院及內設機構，而從去年4月以來，南開大學取消高等教育研究所的獨立處級單位建制、中山大學撤銷教育學院、山東大學撤銷高等教育研究中心，據了解還有一些著名大學也在做著裁撤教育學科的計劃。對學科進行裁撤和調整，對世界各地高校來說應該是一個常態化的工作，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校長田長霖就說過，對發展不好的學科，每年減少10%的預算，從而逐步淘汰。但此番教育學科的調整是屬于高校常態化性質的調整，還是應一時之需尤其是應學科評估和“兩個一流”之需的調整，在學界還是引起了討論。考慮到學科調整并不只局限于教育學科，隨著“兩個一流”建設的進行還會擴大到更多學科和層面，特刊出此文，歡迎大家爭鳴與探討。
裁撤是“真調整”還是“拍腦袋”
近期大學之所以紛紛裁撤教育學院或相關機構，雖然各校沒有公開原因，但是能夠猜測得出，客觀上主要是因為“兩個一流”(世界一流大學和世界一流學科)建設的壓力。在辦學經費和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如果不砍掉或者弱化一些學科的建制，就無法集中有限的經費和資源發展優勢學科，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例如，山東大學和中國傳媒大學的教育學科在全國排名不高，而其高等教育研究中心是獨立建制單位，還有碩士研究生培養任務并希望獲得博士學位授予權，這就必然需要校方投入財力和資源，但在“兩個一流”建設下，學校不可能追求各個學科都發展，于是校方就將教育學科取消了。中山大學、武漢大學和蘭州大學的教育學科雖然在全國排名尚可，但可能校方認為要讓教育學科為學校帶來聲譽費時費力，與其這樣，倒不如裁撤。
目前，教育部、國家發改委和財政部正在研究制定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實施辦法和配套政策，擬于今年啟動新一輪建設。這將進一步激發全國一些大學調整自己的學科和建制，那些拖學校全國整體排名和學科排名后腿的學科，肯定將首當其沖遭到裁撤。就教育學科而言，裁撤主要有兩種做法：一種是將建制取消，把教育學科調整到其他院或者部門，讓其成為一個下屬小學科或者小部門，繼續承擔科研、教學和人才培養任務;另一種做法是在建制取消的同時，取消教育學科的教學和人才培養任務，只保留科研任務，并強化對學校的服務(教育教學等方面改革)作用，實質性是學校政策研究部門。就后者來說，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山東大學。當然，山東大學的做法并不是唯一的。事實上，同濟大學、東南大學、中國科技大學等大學高等教育所的模式與之類似。
大學調整學科和建制是各校的辦學自主權。只不過，在調整的時候要有理性。過去，追求學科大而全，于是許多大學都發展教育學科，組建了建制單位甚至是正處級的。如今，“985工程”和“211工程”廢除了，“兩個一流”建設來了，一些大學發現自己不能再這么做了，于是就對弱勢學科教育學科進行大手術 ——切掉或者移植到別的部門。不過，這么做到底是不是理性的，卻是需要我們認真思考的。一方面，要擯棄黨委書記和校長決策拍腦袋，一時興起，說發展教育學科就發展教育學科，說不發展教育學科就不發展了，說獨立建制就獨立建制，說取消獨立建制就取消了，而要有理性論證。事實上，包括哈佛、耶魯、牛津、劍橋在內的許多世界一流大學都不僅有教育學科，而且還因在全球學科排名中的位置給學校帶來了很大聲譽。這說明在感性和急功近利下砍掉教育學科，對于我國志在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著名大學來說，至少是需要三思而后行的。另一方面，教育學科在一些大學沒有發展好，有很多因素，比如學科帶頭人是否真的有水平，招生錄取等環節是否嚴格堅持了學術第一的標準，而不是校內黨政干部甚至領導混文憑的自留地。招聘不到真正的好學者，招錄不到真正的好學生，教育學科自然就得不到好的發展，這是顯而易見的。難道教育學科發展不好，校方沒有責任嗎?
“一窩蜂”裁撤教育學科不是好選擇
對于一所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學來說，教育學科可以說是不可或缺的。一方面，教育學科的存在能夠讓師生為學校的改革與發展獻計獻策，服務學校。畢竟，辦大學是需要遵循高等教育規律的，而真正的高等教育規律的掌握者往往是高等教育學者。雖然我國許多高校的領導都覺得自己真的懂高等教育規律，但事實上他們并不真懂，不然就不會有那么多違背高等教育規律的改革和做法了。另一方面，一所真正的綜合性大學需要文理兼有，而教育學是文科的重要組成部分。所以，許多世界一流大學都有教育學科。舉例來說，即便美國的芝加哥大學現在沒有教育學院或者教育研究生院，但卻仍然有教育研究聯合中心和城區教育研究所。事實上，我國現在許多大學教育學科并不是突然就產生的，而是源于20世紀80年代成立的高等教育研究所(室)，當時它們的作用就是服務于學校的改革和發展。
現在，那些矢志于建成世界一流大學的我國著名大學，需要對教育學科的改革不是撤銷或弱化，而應該是改變其定位。應該從盲目擴大發展，尤其是以招收、培養研究生和獲得省部級科研項目和產出有影響力的科研成果為定位，轉型為控制甚至適當縮減規模，以服務于學校的改革與發展為定位。例如，讓教育學科的老師研究什么是好的本科教學和研究生教學，以及學生評教的問題與解決;讓他們研究學校的辦學定位、教育教學及管理等方面的改革方案、自主招生政策的完善;讓他們研究學校的課程設置與專業人才培養方案，提出改善建議。一旦如此轉型了，少了對他們的科研績效考核，那么他們就無須為科研項目、課題和研究生教育費心費神了，就能很好地服務學校方方面面的改革與發展。這對矢志于建成世界一流大學的我國著名大學將是非常有利的。所以，我國一些著名大學現在“一窩蜂”地跟風撤銷教育學科，應該說其實并不是一個好選擇，甚至是一個壞選擇。
值得注意的是，6月17至18日，來自全球頂尖研究型大學的二十余位教育學院院長和前院長相聚于俄羅斯圣彼得堡附近的普希金城，出席“研究型大學的教育學院：挑戰、機遇與合作”高層峰會。這一峰會由俄羅斯高等經濟學院教育研究院與北京大學教育學院聯合舉辦。在為期兩天的會議中，來自全球14個國家 19所頂尖學府的22位教育學院院長和前院長圍繞共同關心的“研究型大學教育學院在改進教育政策和實踐中的定位與作用”等會議主題展開熱烈討論。其中，哈佛大學教育學院前院長帕特里夏·格雷厄姆教授在《研究型大學教育學院面臨的挑戰》的主題演講中討論了教育學院對于哈佛大學的作用，并提出了她的建議。會議達成共識，最后發表了一份簡短聲明。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院前院長亞瑟·萊文教授在會議總結時說，“這次小型會議就像一顆能導致雪崩的卵石”，非常重要。
總而言之，在國家高等教育“兩個一流”建設大背景下的大學學科調整必須理性，不能急功近利。著名大學在撤并一個學科前，校方不僅必須廣泛調研，而且還必須廣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見，切不可不尊重學校學術委員會的意見，就領導自己拍腦袋決定。事實上，正是由于我們的大學的領導拍腦袋決定，所以才導致今天千校一面的學科大而全，造成了今天自己學校的學科特色不鮮明和不理想等問題。現在，在“兩個一流”建設的大背景下，按理說就不能再重蹈校領導拍腦袋決定的覆轍了。而且尤為引人深思的是，難道一所大學為了追求學科和全校的整體排名，要把學科砍到只有那么少數幾個全國甚至全球領先的學科才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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