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學校什么樣
未來的學校教育活動分散在“學習保姆”即“現代孔夫子”和家庭“教育董事會”及各種社會化教育服務機構的活動中。
“校中校”提供了一個從現在的學校模式走向未來學校模式的便捷通道。這是目前就可以實驗的。
未來學校可以極大地滿足個人對教育的充分選擇，同時國家也可以通過依法治教和依法教育行政來保證教育的公共效用極大化。
我們生存在一個令人興奮的世界。微課程和慕課導致教學模式根本改變，教師角色重新定義。
“現代孔夫子”如何辦學
早在10年前，美國就有了k-12的獨立課程市場，并且大規模、不間斷地滲透進學校的內部課程市場。在哈德遜高中，一名學生在上一門由馬來西亞教師執教的媒體課，另一名學生在上一門美國喬治亞州教師的多媒體課，還有一名學生在修一門美國麻省的美國研究課程。校長表示，該虛擬高中開設了128門課程，在全美28個州和8個國家擁有200個會員學校。
慕課所產生的獨立課程市場代表著課程生產和教學的社會化。一個學校或教學組織不再依賴自己來提供課程，而是依賴社會化課程。同樣，課程和教學設施的服務也會社會化，實驗設施、體育課設施、多媒體小電影播放室等都會社會化，開放給任何有資格的辦學者使用。
于是，我們今天意義上的學校沒有了，孔夫子又回來了。每個學生有一位導師，或者叫“學習保姆”，一位“學習保姆”帶5至8名學生，若干家庭雇用一個“學校保姆”。
當然，我們可不是鼓吹復古。“現代孔夫子”首先必須按照國家的利益要求來篩選，由國家通過法定程序確定誰有“現代孔夫子”的資格，可以以自己的名義辦學，在辦學過程中還要常規性地接受國家的檢查、監督。
李先生獲得紅山市“當代孔夫子”的資格認證，可以以自己的名義行教。當地政府規定，一個“當代孔夫子”最多帶8名學生，而且必需全日制工作，國家不發工資，也沒有任何待遇。
政府對像李先生這樣的“當代孔夫子”行教有諸多規范，例如，他必須執行國家的課程政策，對學生的教育必須充分并且達標，不許體罰學生等。同時，每收一個學生，李先生可以按照當地生均教育經費獲得可相應支配的教育經費。
李先生招收了5名學生，5位家長和李先生共同組成“學校”董事會，家長也根據興趣和專長承擔經常性的教學活動。日常的教室是這5個家庭的客廳。
一個典型的早上，5名學生8點準時來到了客廳教室。李先生向學生們簡短交代了一天的學習活動安排，然后開始第一節課，題目隨意，科學、人文等應有盡有。課間休息形式多樣。第二節課和第三節課，學生們探討汶川地震的原因。學生們先看一段20鐘的地震原因視頻，然后李先生指導孩子們檢索、分析信息，最后由學生們做出研究報告并由李先生評論。課間休息后，11點開始英文課，今天有一位英文教師來上口語課。
午飯就是該家庭提供的營養午餐，必須達到規定標準。下午一點半，李先生帶學生們準時來到社區教育公共服務站參加一節面對面的語文課，共有20位學生參加。當然，李先生要給這位語文教師付費，公共服務站則免費使用。此后是一節體育課，當然也要付費。回到客廳，李先生與學生們閑聊一會兒，總結了一天的活動，商量一下明天的活動。然后，下課了，學生回家了。
未來的學校教育活動分散在“學習保姆”即“當代孔夫子”和家庭“教育董事會”及各種社會化教育服務機構的活動中，可以把這些人員和機構稱為微觀的教育當事人。這些當事人在國家和地區的教育法律和法規約束下活動，經常性的活動受當地教育行政部門管理。這個格局就是未來的教育治理。
“校中校”或可誕生未來學校
一種新的“校中校”可以形成一種辦學競爭的常態機制，學校建筑、圖書館及設施（以下統稱為學校物質資本）可以是開放的公共教育物質載體，提供給教育管理當局同意而又有資格辦學的教育家個人或團隊辦學。
如此，有新的教育理念的教育家和機構就不必撬動巨大的學校物質資本投資，僅需要合適的辦學團隊即可。這種新的學校進入體制，創造了新的選擇機制。在這個公共通道上建立的學校群有三類與今天學校不同的最基本組織，每個組織在法律上都是獨立的。
一是學校物質設施及服務的供給者，簡稱為“學校教育物質設施局”，擁有和管理學校的主要物質設施，如建筑物及其中的教室、教學儀器設備和圖書館等。
二是提供教育項目的組織。它可以是無數個互相獨立的教育機構，這就是所謂的“校中校”。它們都缺乏教育的物質資源，但有人力資本，即教師和有關的教學輔助人員。這種學校模式可稱為“人力資本與物質資本分離”模式。
三是在校園里對各種教學活動進行規范的規則制定者和監督者，有時是管理者。我們可以把這類組織稱為學校的內部市場管理機構。
從學校的整體構造上看，三類組織都互相獨立，如財務獨立、人事獨立，互相之間通過學校內部的規則進行服務和活動的交換。
學校教育物質設施局對校園財產或者是有產權，或僅僅有使用權，比如校園土地、廣場和花園、設施、大樓、大型電腦和實驗室等。
學校教育物質設施局對這些東西擁有產權和支配權，有權遴選在校園里提供服務的教學組織。
學校教育物質設施局對校園服務的供應商有選擇權，有權來決定什么樣的教學組織可以在本校園舉辦教育項目，例如提供設施給A學校，而拒絕B學校。
學校有自己的定位。學校教育物質設施當局首先要確定這個校園的定位：提供什么檔次的教育，如什么風格、什么教育類型和什么專業組織等。校園服務供應者自己不辦教育項目，但是它通過選擇什么樣的教育機構入駐來決定自己的風格。比如說，建筑設計的風格要和他挑選哪些人來入駐協調一致，擁有高檔建筑的校園往往會選擇高檔的教育項目供給者。對教學以外活動的取舍也很重要，例如高雅的活動可以展示高雅的定位。
第二類組織機構可稱為“教育項目提供者”，是獨立于學校教育物質設施局之外的組織。它可以是個獨立的組織，也可以是很多獨立組織聯合構成的大機構。這種機構可以是非盈利機構、國營機構、個人和合伙人的團體，也可以是企業組織等。它可以是單一教學組織，如某機構在某校園中提供計算機教育，也可以是連鎖型的。
教學組織互相獨立降低教育項目和教師間競爭的門檻，導致競爭激烈，推動了教學進步，進而實現學校物質資本與人力資本的分離，教育家辦學的資本門檻降低或取消了。這種分離在解放教育家辦學受限于資本束縛的同時，也解放了學生，給予學生更大的自由選擇空間，學生可以在眾多的獨立教育項目供給者間選擇，還可以在獨立和非獨立的課程教師間選課，甚至可以選擇校外教師的課。
開放的公共教育物質通道便利教育家辦學，使得“校中校”成為教育創新的“催化”機制。這種全新的“校中校”模式不但適用于全日制中小學，還應該適用于其他類型的、具有一定公共利益的教育。例如，公立學校在夏天會把物質的教育資源關閉，這是一種浪費，社會應該會更好地安排使用這些資源。
“校中校”提供了一個從現在的學校模式走向未來學校模式的便捷通道。這在目前是可以實驗的。技術和市場的發育不斷地為這種改革提供條件，“跟誰學”的出現就提供了這樣的一個條件。
國家教育治理形式有何變化
國家是以公共管理者的身份介入教育的。教育本身的內容極其繁多，對不同類別的教育，國家是否要介入，采用什么方式介入，都是不同的。
國家（公共社會）要采取行動在以下四個方面確保教育產品的公共效用極大化：教育產品有足夠的消費；教育產品的種類符合或滿足公共社會對教育產品公共效用的需要；教育產品達到一定的標準，如“國際競爭力”；意識形態。
國家可以用立法等公共管理方式規定教育的內容，如政治課、歷史課的課時和內容，什么內容必須教，什么不可以教，不分私立還是公立，任何教育供給者都必須執行。這是對教育進行依法管理。
國家以教育市場的管理者身份制定教育標準，如教育體系標準，相當于“車同軌”，年級和課程水平標準和考試等監督辦法，任何教育機構都必須執行。
為使教育產品的種類符合或滿足公共社會對教育“產品”的公共效用的需要，國家什么時候需要介入教育市場，又該以什么身份介入？有時看上去是控制供給的行為，實際上是控制需求。這時候，國家既不是以供給者的身份出現，也不是以需求者的身份出現，而是以市場管理者的身份出現。例如，取締學校的課外補習、奧數等。
為滿足教育產品的消費，國家僅僅作為教育市場的公共管理者進行法律和行政管理是遠遠不夠的，有時還必須是教育的購買者，提供足夠的資助使得個人消費足夠的教育。或許有一天，人民的私人教育支出大到使教育的公共邊際效用為零。那時，教育就變為私人產品，國家將完成教育購買者的歷史使命。
在一定的條件下，國家辦學有不可替代的優點。迄今為止，各國的公立基礎教育都由公共社會作為教育的供給者，總體上還沒有采取公共社會買單，民間提供教育的模式。但是，歷史證明的僅僅是在過去條件下對的事。對于已經建立的教育，例如公立基礎教育，現在的條件變化了，國家將更多地以教育的購買者和管理者的身份來實現教育公共效用極大化的公共利益目標。
隨著中國越來越富裕，教育的私人產品本性日益爆發，人民會更多地要求教育的選擇權。未來學校可以極大地滿足個人對教育的充分選擇，同時國家也可以通過依法治教和依法教育行政來保證教育的公共效用極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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