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年前，保加利亞籍留學生亞瑟遠渡重洋來到中國，先后參與了多校開設的首批留學生學位課程。如今，他已經在上海成為一名國際律師、大學教師。亞瑟說：“我最初是因為對中國文化的喜愛來到中國留學。但是10多年來，我在上海經歷了自貿區的設立、世博會的舉辦，這些不僅給上海帶來了發展的機會，也讓我在這個城市成了一名國際化的人才。”亞瑟的經歷僅僅是他身邊十多位留學生同伴的縮影。
留學最初是為了中國的歷史，現在是為了未來的中國
亞瑟對于中國的了解，要追溯到14年前。上海高校諸多的第一個學位項目，亞瑟都是第一批嘗試的人。
2002年，亞瑟剛從高中畢業，他選擇了到上海的同濟大學留學，主修中國貿易。“那時，我所在班級是第一個針對留學生開設的班級。”亞瑟告訴記者。四年中國大學的本科學習，讓亞瑟堅信了當初選擇到中國留學的信念。
2006年，亞瑟順利進入復旦大學國際政治與關系學院攻讀“中國政治與外交”碩士研究生學位———這是上海高校開設的第一個針對外國留學生的碩士研究生學位項目。2年碩士結束后，亞瑟覺得在中國還有很多需要學的東西，接下來的3年，他又“轉戰”上海交通大學攻讀法律博士。當時，這也是交大在國際留學生學位教育上的首次探索。
亞瑟告訴記者，14年前，雖然保加利亞承認中國學歷，但當時，中國并非國際留學生的首選。直到中國加入WT0后，亞瑟看到了這個大國的發展前景，“那時我模糊地覺得，未來的國際化舞臺將會需要‘國際化的人才’。”
那時，大部分選擇來中國生活或學習的人，都是因為喜歡中國的傳統文化和歷史，來中國也是為了有機會接觸到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之一，相比之下，亞瑟來到中國卻是因為，他認為未來世界中，這個古老國家能夠為他提供許多“振奮人心的機會”。“看中國古老文化，相比北京更為適合;想看中國的未來發展，上海當之無愧。”
在中國生活14年后，亞瑟顯然成為了半個“中國通”。他發現，自己身邊不少歐盟國家的學生開始逐漸選擇到中國來留學、生活和就業。到不同國家學習、生活，是他周圍很多人的共同選擇。
中國人投資海外遭遇的文化鴻溝，成為亞瑟的機會
“建一個有100個房間的高檔酒店，靠近機場，并能在酒店里設置葡萄園和酒莊。”這樣一個酒店建設方案在中國是可行的，但是，如果換到海外其他國家，卻未必適用。亞瑟工作中就常常遇到不少中國商人帶著這樣的方案前往保加利亞投資。“保加利亞根本不具備這樣的建造條件。投資前要對保加利亞市場做調研，或者靈活調整投資方向。”亞瑟說：“過去，不會有中國人有這樣的需求，但是隨著現在中國投資海外的人越來越多，也為我提供了發展的機會。”
亞瑟說，中國和保加利亞一直有著友好關系，但是民間更多的經濟往來則是從2007年以后多了起來。2007年前，中國的國家形象在保加利亞人看來，是在世界上占據非常重要地位的，是一個有趣的、并且值得學習的國家。如今，在“一帶一路”政策中，保加利亞和中國又有了非常緊密的聯系。
但，許多中國的投資人來到保加利亞準備建設項目，往往會遇到“意想不到”的尷尬。中國人很豪爽，每次建設項目都是大手筆投入。保加利亞的玫瑰非常著名，就有企業家說要來這里建設巨大的玫瑰莊園發展旅游業，還要每年制作上千噸的玫瑰精油出口到世界各地。殊不知，保加利亞都是手工的小作坊，種植玫瑰的人家全加起來每年不過生產2000公斤玫瑰精油，與中國企業家們的預想和原本的中國發展方式存在很大差距。”亞瑟笑著說：“每當此時，也許就該是我發揮的時候了。”
也正因此，亞瑟一畢業就在上海找到了工作機會。而隨著“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現在他常年會接到咨詢需求，好幾個歐洲國家的政府與企業家需要他提供咨詢服務。
外國人眼中的國際化人才也隨時代變遷改變
在亞瑟看來，所謂“國際化人才”在不同時代里有其特定的內涵。亞瑟在上海的14年中，對這個詞匯的解讀也在不斷發生變化。
他解釋說，在改革開放后的一段時間里，凡是單純留學在外或者有海外工作經歷的人們，都可以算是“國際化人才”。最近幾年，“新常態”和“一帶一路”政策提出后，“國際化人才”演變為接受過中國教育的外國人。“所謂‘國際化人才’的定義實際上跟隨不同的時代、不同的趨勢逐漸發生變化。或者說，這個概念由不同的因素決定的，在不同時期，決定性的因素也各不相同。”亞瑟說。
因為喜歡中國歷史，亞瑟翻閱了不少中國的歷史書籍，就連畢業論文，亞瑟的選題視角也與絲綢之路、四大發明相關。
經過2年的碩士學習，亞瑟將自己的畢業論文定位在 《國際視野中的中國形象》 以及“不必要的妖魔化中國”。亞瑟告訴記者，此前，對于歐洲國家和西方媒體而言，中國雖然重要，但實在是距離很遠，也并不真正了解。他們對于中國的認知并非一成不變，會受到許多因素的影響而發生戲劇化的迅速轉變。例如在北京奧運會報道中，國外媒體對于中國形象的報道，在幾個月的時間里出現了變化。“這是非常有趣的現象，對于奧運會的報道已經遠遠超越了奧運會本身，延伸到中國的社會、經濟等。”亞瑟說，這種情況，在汶川地震時又突然轉變。“這使我不得不重寫論文中的部分結論。”他發現，近年來，西方社會對于中國的印象逐漸變得穩定，在他們眼中，中國開始變得強大，發展進入平穩時期。中國政府在應對經濟危機和自然災害等方面更加從容，甚至比西方社會更能經受住外界的考驗。
論文中，亞瑟采用“絲綢之路”和“四大發明”的例子來說明歷史上中國在世界格局中占有的重要地位。他說，很久之前，世界各國的互聯還遠遠不及當下水平，“絲綢之路”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是中國國際貿易的重要引擎，這種貿易規模是我們現在所不能再現的。史料記載，歐洲當時擁有世界上85%的白銀，但是其中有一半通過絲綢之路銷售到了中國。這很好地證明了當時國際貿易的規模，以及中國的開放以及重要性。
在他的論文中，結論是“這些事實都告訴我們，很多有關中國‘妖魔化’的概念對于當下的經濟秩序都是一種威脅”。
“國際化人才”是中外交流的紐帶
如今，亞瑟已將上海作為自己工作和生活的城市。在一家國際性的律所里，亞瑟充當律師和法律顧問一職，同時，他還成為上海東方經濟頻道“聚焦自貿區”欄目的顧問。在上海財經大學，亞瑟是法律專業的教師。
“我終于找到了機會和定位!”亞瑟很激動地說，目前他所從事的工作或者是項目，都是符合自己的興趣并很好將所學知識運用起來。成為“國際化人才”后，亞瑟主要承擔保加利亞和中國兩國民間貿易的法律咨詢并幫助顧客協調國外法律的支持，在高速發展的上海，有這種需求的顧客越來越多。“類似這樣的工作機會，想必在其他國家或者是上海以外的部分城市，也很難找到。”
在國際化的舞臺上，“法律”是一個很特殊的領域。在“執業法”中有明確的規定，外籍的律師是不允許參與中國律師考試的。即便這樣，亞瑟仍然享受其中，“在中國走向國際舞臺的過程中，越來越多的企業和中國客戶參與境外貿易。在這中間，協調和執行國外管轄協議將會有更多發展的空間，這不僅是因為中國的發展，更是因為‘一帶一路’概念的提出。”
常言道：永恒不變的就是變化。對于中國而言，快速的發展和成長也許就是常態。在亞瑟的眼中，這些變化甚至成為他工作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他舉例說，例如爭取到了在加利福尼亞律所的執業資格證書，又可以讓他從事中美兩國交流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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