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國務院日前印發了《國家中長期人才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其中，“取消科研院所、學校、醫院等事業單位實際存在的行政級別和行政化管理模式”成為各大媒體突出處理的內容。

把科研院所等事業單位“去行政化”作突出處理，源于這一舉措意義非常，影響深遠。

海外留學人才回流加速，是近年來我國人才狀況的重大變化。1978年至2002年，我國每年留學回國的人才不超過2萬人，但在2003年首次突破3萬后，人才回流幾乎每3年翻一番，2007年為4.4萬人，2009年為10.8萬人。在不久前的一次峰會上，一位中央領導指出，中國近代史上有三次出國人員歸國熱潮，第一代的代表是孫中山和周恩來，第二代的代表是錢學森、李四光等科學家，第三次歸國潮就是現在。

根據《綱要》，到2020年，我國人才資源總量要從現在的1.14億增加到1.8億。為此，《綱要》提出，要堅持自主培養開發與引進海外人才并舉方針，大力吸引海外高層次人才和急需緊缺專門人才。 經濟發展是人才回流的第一引力，我國經濟騰飛為海歸人才提供了大量用武之地。從目前看，留學人才回流呈現加速發展的良好態勢，但回流量依然存在著很大的開掘空間。某媒體報道了這樣一個事例：留美博士歐平(化名)回國后，得到了在國外得不到的發展機會，但也遇到一些苦惱，比如，學校人際關系微妙，大量的時間被用在了“謀人”上；學校的學術圈和交際圈有意無意排斥海歸；學校規則意識不強，有沒有“關系”成為決定辦事效率乃至成敗的關鍵；學術官僚化和學校行政化色彩濃厚，學術權力時常給官本位讓位，等等。

歐平的煩惱正是很多留學生對回國的疑慮。知識和技能是留學人才歸國的第一資本。這種資本如要轉化成財富，必須要有其他資源的配合。如果市場機制不健全、規則意識缺乏、法律和制度的剛性不彰，就會增加海外人才回國的疑慮。放大“回流潮”，至關重要的是堅定不移地深化改革，一方面健全市場經濟體制，讓市場成為資源分配的主導力量，使優勝劣汰成為真正的競爭法則，另一方面要增強制度和法律的剛性，讓法制成為全社會的共同準則，減少社會運行的不確定性。推動科研院所“去行政化”，正是社會“去官本位化”改革的重要方面，因而一經提出，立即引起廣泛關注。

放大人才“回流潮”，還要充分重視“細節的力量”。有的留學人才擔心自己多年在外，一時回國難以適應，有的擔心小孩在國外接受的教育難以跟國內接軌。近年來，各地都出臺了有針對性的系列優惠政策和獎勵措施，如果能夠把工作做得更細更實，人才“回流潮”就會來得更大更猛。

1929年，26歲的馮·諾依曼雖然在學術界聲名鵲起，但在只重視資歷和行政官員評價的德國，只能在漢堡大學擔任兼職講師。然而，就在這一年，他接到了普林斯頓大學的客座教授聘書，并承諾如果愿意定居美國，將在一年后聘為正式教授。事實上，憑借著不分國籍、種族、血統、資歷，只看才智貢獻，美國吸引到的海外人才，遠不止這位“計算機之父”，還有愛因斯坦、“中子物理學之父”費米、“火箭之父”卡門、“氫彈之父”泰勒等頂尖科學家。顯然，美國當年這方面的不拘一格、不遺余力，值得我們思考和借鑒。(劉慶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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