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改革必須以實驗來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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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6日，求職大學生在招聘會上交流。新華社記者 劉軍喜攝

怎么看待我國的教育改革，這可能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莫衷一是的問題。據百度學術搜索，評價中國教育改革的文章，竟有超過25萬篇，可見人們對我國教育改革期盼之殷，對新教育渴望之切。2013年9月上旬，在鳳凰大視野頻道播出了《盜火者——中國教育改革調查》，這是一部十集教育紀錄片，該紀錄片中也有我被采訪的一節。該片播出后反響強烈，普遍認為是一份中國教育現狀的真實記錄，直指中國教育的痛處，以最直接的方式炙烤我國當下的教育。

也許，人們對于《盜火者》這部紀錄片的調查報告，評價不盡相同。但是，我們不能不肯定編導者們嚴謹和求實的態度，他們策劃了數年時間，拍攝和剪輯就用了一年半的時間，素材時長超過100個小時。尤其值得稱道的是，它展現了各類教育實驗活動，也提出了進行教育實驗的某些思考。

我國各類高等學校雖說有規模大小之差，有師資素質優劣之分，有學術水平高低之別，但它們卻沒有個性之不同。這就是長期飽受詬病的千校一面的痼疾。

社會對人才的需要是多層次、多規格、多品種的，因此大學也必須是多樣化的，這是由教育與經濟、社會發展既相互影響又相互制約的規律決定的。2015年10月16日，英國《自然》雜志刊發了封面文章《大學實驗：作為實驗的校園》，并配發了社論：《受到挑戰的大學》，其中指出：“大學若要生存下去，就必須實驗，教育與科學應對挑戰的方式雖然不同，但與科學研究一樣，都需要實驗。因為必須通過實驗，才能最終知道哪種方式適合自己的學校。”眾所周知，創刊于1869年的英國《自然》雜志，是世界最權威的科學雜志之一，它以報道科學世界中重大發現和重大突破性的成果為使命。然而，這份備受科學家推崇的雜志，卻以不同凡響的高調刊發“受到挑戰的大學”的社論。也許，這是該刊創辦近一個半世紀的破例之舉，說明科學與教育之間有著內在的聯系。這讓人們耳目一新，說明教育也是科學，凡科學都必須實驗，并由實驗來檢驗其理論的正確與否。

可貴的教育實驗

其實，教育需要以實驗來推動并不是新鮮的話題，在歷史上不乏教育實驗的先驅者。早在公元前387年，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在朋友的資助下，就創辦了柏拉圖學園。他認為：“數學在培養哲學家、政治家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數學能夠激勵心靈上升到最高的理性認識。”因此，他在學園的門口寫上“不懂幾何者不得入內”的訓誡，并以這個理念進行教學改革實驗。他親自主持學園的實驗長達40年，而校園前后延續了900多年。在他的教育思想熏陶下，學園培養出了大名鼎鼎的哲學家亞里士多德、數學家歐幾里得等學界巨擘。

楊·阿姆斯·夸美紐斯是17世紀捷克偉大的教育家，他在擔任黎撤中學校長期間，積極推行“泛智教育”（全面的智慧）實驗，以實現自己的教育夙愿。他在該校開始了最早的教育實驗，也是一次精心設計的實驗，寄托了他最初的教育理想。他的實驗對象是4至13歲的兒童，學校采用活動課程和以活動為中心，這些教育實驗是他的教育理論的重要來源，推動了教育學研究中自然實驗法的發展，他也是分班教學的創始人，他的教育思想對歐洲乃至世界的教育實踐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約翰·杜威是美國著名的哲學家和教育家，芝加哥大學哲學學派創始人，也是美國實用主義集大成的代表人物。為了實踐他的實用主義教育理念，他于1894年創辦了芝加哥實驗學校，以4~15歲的兒童作為實驗對象，這所學校是他的哲學、心理學和教育學的實驗室。他是美國進步教育運動的代言人，他在芝加哥實驗學校所進行的實驗，被認為是美國教育史上最重要的大膽實驗。他認為傳統教育的弊端是課程與兒童的生活和經驗相分離，認為兒童教育的課程都必須以兒童的興趣、認知和心理發展為依據，強調“以兒童為中心”和“從做中學”的教育原則。芝加哥實驗學校進行了10年的實驗，直到他于1904年離開芝加哥大學為止。杜威在中國有多名得意門生，如郭秉文（中央大學師范學院院長、南京師范學院院長）、胡適（北京大學校長、臺灣中央研究院院長）、蔣夢麟（先后任浙江大學和北京大學校長）、陶行知（南京曉莊師范學校校長）、陳鶴琴（東南大學校長）等，他們都是我國近現代教育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

伯特蘭·羅素是百科全書式的學者，有歐洲亞里士多德之稱，他不僅僅是著名的哲學家、數理邏輯學家，而且也是著名的兒童教育學家。他與妻子于1927年創辦了比肯山學校，以自己和鄰居的孩子為實驗對象，把他們的教育理念付諸實踐。該校以實施自由和健康教育為目的，培養兒童健全的智力和體魄，后來由于與妻子離異，教育實驗才被迫中斷，為后人留下了寶貴的經驗。

蘇聯的阿·蘇霍姆林斯基出身農民家庭，僅僅擁有波爾塔瓦師范學院函授科的畢業文憑，但他卻是蘇聯聯邦教育科學院的通訊院士，曾獲得國家功勛教師稱號，獲得了諸多的勛章。雖然他僅僅享年52歲，但他卻留下了40部教育著作、600多篇教育論文，1200多部兒童故事。這些驕人的成就和榮譽是如何得來的呢？這一切，都源于他是一個執著的教育實驗家，他擔任了帕甫雷什中學校長，這是一所農村中學，除了體育課以外，他擔任了所有課程的講授，以便進行課堂改革的實驗，這該是需要何等頑強的毅力呀！

在中國近代教育史上，最成功的教育實驗家非陶行知先生莫屬。他于1927年先辭去了東南大學教授、教務長的職務，后又謝絕了武昌高師（武漢大學前身）和吉林大學校長的聘請，義無反顧地投入到教育實驗中去，創辦了南京曉莊師范學校。他們提出的口號是：募集100萬元資金、培養100萬名鄉村曉莊實驗學校教師，創辦100萬所農村學校，改造100萬個鄉村。這是一個宏大的教育實驗計劃，如果順利地得到實施，對改造落后和貧窮的鄉村將會起到巨大的作用。但是，國民黨南京政府懼怕曉莊師范的革命性，由蔣介石下密令，由軍隊以武力封閉學校，30多名學生被捕，陶行知被通緝，被迫到日本避難。雖然曉莊師范僅僅存在了3年時間，但實驗的成就斐然，培養出了230名學生，成了后來抗日的骨干力量。曉莊師范的教育實驗，既豐富了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又影響了當時一批致力于鄉村教育實驗的教育家，如晏陽初、黃炎培、梁漱溟等。

朱永新博士是真正的教育內行，由他率領的新教育實驗團隊，于2001年在江蘇昆山玉鋒學校正式啟動，2002年新教育實驗網站開通，實驗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他致力于推動一項被認為是草根性的改革，他們的核心理念包括：“一切為了人，為了人的一切；給學生一生有用的東西；重視精神狀態，倡導成功體驗；強調個性發展，注重特色教育；讓師生與人類崇高精神對話。”目前，全國28個省市自治區的800多所學校致力于新教育實驗，在全國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2014年11月，《教育正悄悄發生一場革命》一書出版了，瞬間引起了巨大的反響。這是上海海事大學魏忠教授的著作，他從美國卡內基梅隆大學學成回國，就投身到教育實驗中來，他以上海海事大學電子商務和管理學專業學生作對象，后來他在100多所大學和許多中小學進行教學實驗，并總結出了一些案例教學的規律。他的另一本書《教育正悄悄發生一場怎樣的革命》也即將出版，它與前一本書是姊妹篇。實際上，這些來自民間靜悄悄的教育改革實驗，是值得重視的一股力量。

教改實驗需大力推動

蘇聯教育家阿·波利阿耶夫曾說：“教育領域是一塊偉大的實驗場地”，唯有教育實驗才能推動教育改革前行，這已是被教育史證明了的一條鐵的規律。我國是一個人口眾多的大國，根據2014年的統計數據，在校就讀的各類學生約2.5億，其中高校在校學生3559萬人。照理說，我國擁有無與倫比的教育實驗資源，應該產生更多杰出的教育家。但可惜的是，我國并沒有產生在世界有影響的著名的教育家，也沒有撰寫出在世界上有影響的教育經典著作，這與缺乏有遠見的教育實驗家不無關系。為什么大膽進行教育改革實驗的人還是太少呢？原因當然是多方面的，但以下三點卻是最主要的：

首先是認識上的盲區，認為實驗純粹是自然科學和工程技術學科的事，而包括教育學在內的人文社會科學，天經地義的就是注經和講說章句，而與科學技術老死不相往來。2003年2月27日，我在《光明日報》上發表了《為大學文科改革獻三策》一文，其中就提出：“設計創建相關實驗室，克服文科脫離科學技術實踐的狀況，這在新的技術革命時代尤為重要。”可惜的是，拙文并沒有引起教育界的重視，也未能看到人文社會科學改革的根本性的突破。

什么叫教育實驗？所謂教育實驗，是以人為實驗的對象，以某種新的教育理論（或理念）、新的教育模式、新的教學制度以及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對受教育者實施教育，并觀察獲得的實驗效果。一般來說，用于自然科學的實驗方法，大多也都可以用于教育實驗，如觀察法、對比法、解剖法、統計法、推理法、歸納法等。它們所不同的是，自然科學實驗的對象是客觀物質世界，而教育實驗對象是人，而人是有能動性的，這就增加了教育實驗的可變性、復雜性和周期長的特點。教育實驗與科學實驗一樣，都需要接受實踐的檢驗，只有反復得到重復的結果，方能夠稱為真理，也才具有被推廣的價值。

其次，求同不求異的思維方法，阻礙了教育實驗創新。中國人與西方人思維方法有著某些重大的區別，一般說中國人“夸多識，而西方人贊新知”，基于這方面的差異，大多數中國人是“求多不求新，求同不求異，求穩不求變”，而西方人則恰恰相反。一個頗能說明問題的例子是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從該校校長伍德羅·威爾遜的一段話得到證實，1907年他到哈佛大學參觀。他在演講時說：“普林斯頓大學不是哈佛，也不希望成為哈佛那樣；反之，也不希望哈佛成為普林斯頓。”這是對大學多樣化重要性最經典的詮釋，非常值得我們認真的思考。后來的實踐證明，普林斯頓大學的確完全不同于哈佛，她是一所“小就是美”的袖珍大學，沒有美國最吃香的醫學院、法學院和商學院，但她的數學和理論物理卻令世界其他大學刮目相看。然而，在中國卻沒有這樣有特色的大學，在求同不求異思想的指導下，普通大學一味模仿重點大學，地方大學向中央大學看齊，而民辦大學也亦步亦趨地走著公辦大學的路子，結果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千校一面的局面。我國現在有近3000所大學，雖然他們的師資和學術水平有差別，但他們的辦學模式甚至連院系和行政機構的設置都完全一樣。在20世紀90年代初，全國曾興起一股改校名和系升格為院的熱潮，這就是同向思維最典型的表現。

再次，有一些人怕冒險、視教育改革實驗為危途。解放思想，投入教育改革的實驗中來，這是一塊偉大的實驗場地，每一個教育工作者都是大有作為的。唯有如此，才能創辦我國各具特色的大學，才能產生我國著名的教育家，進而創建我國的教育學學派。這是祖國人民的希望，也是時代的呼喚，我國每一個教育工作者切莫辜負時代對我們的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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