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教育部主導下，高校自評公布的就業數據依舊是報喜不報憂，“接近100%的就業率堪比全球高校最高就業率”，不能為人所信服。

人們常常將取得的優異成果，形容為“交了一份漂亮的成績單”。對于成績的向往，人皆有之。然而，當你看到高校動輒亮出90%以上的就業率，但隨處可見找不到工作的大學畢業生，心里又是作何感受呢?

中國高校目前就陷入這樣一種“怪圈”——高校自行公布的《高校就業質量年度報告》粉飾著就業率不錯、辦學質量高的“太平”，但實際上就業差已成為許多高校不能遮掩的事實。

日前，針對教育部直屬高校2015年度“就業質量年度報告”的合規性，21世紀教育研究院公布的《“高校就業質量年度報告”評價排名》(以下簡稱《評價排名》)指出，這些高校存在著數據統計口徑不一、可比性差，缺少對就業質量、就業趨勢的分析，缺乏就業質量評價指標，缺乏信息監督機制等問題。

就業報告公信力不足

就業率造假已經成為高校“不能公開的秘密”。

由于就業率事關高校的入學率、辦學聲譽，從校長至院長，至班主任、輔導員，一級一級都“簽”了“責任狀”。

“多年前，學生不簽就業協議不讓答辯、不給發畢業證書。這些年，雖然有所收斂，但是找個單位在協議書上蓋章并沒有真實就業的情況還是屢見不鮮。因此，高校對外公布的就業率永遠是‘一份漂亮的成績單’。”河南省某高校輔導員王佳告訴《中國科學報》記者。

被包裝的就業率、就業質量，備受公眾爭議，已不能作為考生、家長擇校時的參考。

2013年，教育部發布了《教育部辦公廳關于編制發布高校畢業生就業質量年度報告的通知》，要求高校按規定發布就業質量報告，對各校畢業生的規模、結構、就業率、就業流向、就業趨勢等作出數據統計和分析。

然而，在教育部主導下，高校自評公布的就業數據依舊是報喜不報憂，“接近100%的就業率堪比全球高校最高就業率”，不能為人所信服。

之所以報告的公信力不足，在廈門大學高等教育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別敦榮看來，源自于就業統計口徑并不嚴謹規范。根據教育部的規定，僅計算當年6月30日以前的就業率。“不同于計劃經濟體制下包分配的做法，6月30日學生剛剛畢業不可能做到人人就業，所以‘高’不可信;晚于6月30日的就業就不算在內，顯然在道理上說不通，所以‘低’同樣也不可信。”

而在就業率的計算上，也是大有文章。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舉例，如中央美院使用“非失業率”這一概念，按照如此大口徑統計就業率，各校就業率均接近100%。但實際上，公眾更期望看到純粹的就業率，即簽約率，同時也希望高校報告升學、出國、靈活就業、暫緩就業的各類畢業生比例。

“目前還缺少第三方評價(教育部75所高校采用第三方機構數據：2013年11所，2014年15所，2015年20所)，高校自說自話也是導致公眾難以信服的重要原因。”熊丙奇說。

如何用好第三方

就業質量報告遭遇的信任危機，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在于高校的自說自話。邀請第三方機構參與，是一個不錯的解決辦法。然而，《評價排名》中顯示有7成教育部直屬高校未使用第三方評價數據。

不久前，高教法修改后新增添了“教育行政部門負責組織專家或者委托第三方專業機構對高等學校的辦學水平、效益和教育質量進行評估，評估結果應當向社會公開”的條文。在事實上，鼓勵高校引入第三方機構進行評估。

“一方面，從教學改革的進程上看，發展第三方已經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但現在很多高校要么沒采納第三方數據，要么第三方數據僅從網上搜集下來，根本沒有權威出處。”熊丙奇說。

別敦榮補充，一些高校為了圖省事，給第三方一筆錢，用其評估結果說事，這種情況在高校比較普遍。“但實際上，用好第三方不是簡單地給錢辦事，而是必須提出具體明確的要求，從改善學校工作角度真正要求第三方提出咨詢報告，這樣才會有效。”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高教人士告訴記者，高校對于第三方機構的態度可謂“又愛又懼”。第三方在數據收集、分析上專業性是高校看重的，但是倘若高校自身就業情況不佳，引入第三方反而會自揭其短。“高校缺乏暴露問題加以改進的勇氣。”

反例偶有之。2012年，上海大學和第三方機構麥可思數據有限公司共同發布的《本科生教育教學質量報告》中明確指出了五大亟待改進的問題。這種暴露短處、自我加壓的方式獲得了同行贊譽。而高校就業質量報告何時敢于自揭其短，還值得人們期待。

另一方面，第三方機構自身發育不成熟，也成為制約高校選擇其參與評估的重要因素。尤其是，處于初創階段的第三方魚龍混雜，對大學排行榜的評定更是引發了公眾的質疑。“因此是否遵循辦學規律作出專業的評價、是否保持機構的獨立性作出客觀的評價，也關系到第三方的數據是否真實可用。一方面高校要注重使用第三方，另一方面高校還要提高對第三方的鑒別力。”熊丙奇說。

主管部門的“做”與“不做”

從行政評價走向高校自評、專業評價，源自于主管部門的放權、推動，那么，在高校完成就業質量評估后，主管部門承擔著什么樣的任務呢?

據悉，2015年，教育部在通知中繼續提出“將在2016年1月底前對各地和高校就業質量年度報告編制發布情況進行檢查”。由于往年的檢查并未公開公布過結果，這不禁讓人好奇，信息監督機制去哪兒了?

就業質量報告究竟完成得如何，從官方的角度無從知曉。但從一些側面也流露出了“難言之隱”。教育部要求各校盡快制定就業質量的評價指標體系，但目前在年報中明確提出就業評價指標體系的直屬高校寥寥無幾。

主管部門究竟要負怎樣的信息監督之職?

熊丙奇認為，從主管部門的角度來說，要檢查高校是否按照其要求進行就業質量報告的編制，并對高校完成就業質量報告進行總體評價，提出問題并針對問題要求高校從哪幾方面來改善。

別敦榮補充，主管部門盡量不要過多干涉，一旦行政部門出面，高校為了應付檢查難免注水。“不能一邊說著高校的自主權不夠，另一邊一出現問題就要求政府干預，這在邏輯上并不通。高校應該面向社會，由社會、公眾去問責、評價，行政部門只要指導高校完成工作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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