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科研、輕教學，導致兩個惡果，一是垃圾論文充斥學術刊物，一是大學生得不到好的教育。

不寫論文、不出書、不申報職稱，河南大學“三不”教師常萍授課30年，最終以“講師”身份退休。但三個月后，河南大學專門舉行儀式，返聘其為副教授。常萍的課講得非常之好，她的講課實錄被總結成“常萍語錄”流傳于網絡，據說她還“兩拒《百家講壇》”。

由“三不”老師常萍，很容易讓人聯想到上海交通大學也有一位講課講得非常之好的老師晏才宏，晏才宏直到57歲時因病逝世，依然只是一個“講師”。當別人問起他為何不寫論文、不出專著，他是這么說的：發表學術論文要十分慎重，必須在某個領域有突破性的創見才拿得出手，為評職稱而拼湊論文的做法他不忍為。

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不論是在晏才宏還是在常萍身上，都體現了知識分子應有的風骨。

應該說常萍老師比晏才宏老師幸運，還能在有生之年榮膺副教授之職稱。常萍老師也應該慶幸自己是在河南大學任教而不是其他高校，比如日前發生“講師掌摑院長”事件的中山大學，中山大學實行的是“非升即走”，當了九年講師還評不上副教授，連“講師”也沒得做，必須卷鋪蓋走人。

沒有“教學”，何談“大學”？重科研、輕教學，已然導致兩個惡果，一是垃圾論文充斥學術刊物，一是大學生得不到好的教育，亦即“誤人子弟”。

好在這一過去大學普遍存在的弊端近年已有所改變。比如浙江大學，自2013年開始，浙江大學設立“心平獎教金”，以高達百萬的重獎表彰講課優秀的老師；浙江大學還為長期從事本科基礎教學的高水平教師專設了“求是特聘教學崗”，受聘者待遇等同于國家“長江學者”。

當然，僅憑講課講得好，是不是就可以當副教授、教授？這個問題依然存在爭議。有人引蔡云培話說說：“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大學畢竟與中學不同，大學老師還兼有學術研究的責任，這種責任有時甚至要高于“教書”的責任。不寫論文、不出書，也就是孔子說的“述而不作”——按朱熹的解釋：“述，傳舊而已；作，則創始也。”只是將既有的人類知識加以陳述，卻沒有自己的新發現，作為老師是合格的，作為學者顯然是不合格的。

但不出書不寫論文，是否就意味著沒有創見？恐怕也未必。章太炎《國學概論》、木心《文學回憶錄》，兩者都是由學生記錄的講義，誰能說這兩份“講義”沒有創見呢？“創見”也即學術上的成果未必一定要通過出書、寫論文來體現，甚至不必通過“講義”來體現，把自己的“創見”通過講課傳授給學生并發揚光大，不也是“學術價值”最好的歸宿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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