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許很多中國人并不了解，在為1960年代的“性解放”和“家庭革命”付出巨大代價之后，重視傳統以及家庭的價值才成為這幾十年西方社會的主旋律。

 　又到中秋佳節，三天的假期讓更多的中國家庭能從容地坐在一起，享受一下家庭團圓的溫馨。幾千年以來，家庭與團圓都是中國主要傳統節日亙古不變的主題。但我國把清明、端午、中秋列入法定假日，迄今才是第四個年頭。這是一個觀念和文化心理上意義深遠的改變，它標志著傳統和家庭的價值得到了更多的尊重。

　　重新肯定家庭的價值，可能讓我們感到既熟悉又陌生。之所以熟悉，是因為在中國古典社會幾千年的歷史長河中，其社會和國家的根基便是宗法家族制度，占統治地位的儒家意識形態是一種建立在家庭基礎上的，以孝悌為核心的等級化人倫秩序。家庭和倫理價值是作為天道和宇宙秩序的一種體現而被肯定的。從傳統上我們甚至可以說，中華民族可能是世界上最重視家庭價值的民族。

之所以陌生，是因為自清末一百多年來，對于傳統家庭制度的批判和鞭笞幾乎是各種文化革命不可或缺的主題。家庭、傳統總是和專制、權力、虛偽等等裹挾在一起，而自由、啟蒙、文明進步，則是建立在對傳統家庭制度的批判之上。

五四先賢們幾乎是對傳統家庭制度進行了地毯式的轟炸，傅斯年和李大釗都把家庭制度看成是中國社會的“萬惡之源”，吳虞把它稱為是“專制之根”。魯迅在《狂人日記》中對“吃人的禮教”的聲討，則是新文化運動中最有力的口號。巴金筆下的家庭，已不再是溫情所在，而是專制的桎梏與牢籠。

按照梅因的說法，現代化是一個由家族本位的“身份”社會向個人本位的“契約”社會轉型的過程。陳獨秀正是看到了這一點，他指出，中西文化以家族本位和個人本位為其根本差異，中國宗法制度之惡果，在于損壞個人獨立自尊之人格，窒礙個人意志之自由，剝奪個人法律上平等之權利，養成依賴性而戕賊個人之生產力。中國倫理變革，應“以個人本位主義，易家族本位主義”。

中國傳統社會以家族為核心的民間社會，是否不適應現代性;中國步入現代社會是否唯有將傳統家庭制度徹底打倒一途，現在看來，恐怕尚待商榷。至少在香港等一些沒有激烈打翻傳統家庭制度的地區，反而實現了更為穩健和成功的現代社會轉型。

最使五四先賢們始料未及的可能是后來的殘酷現實：他們批判傳統家庭制度是為了將個人從家庭的桎梏中解放出來，建立一個新的民間社會;但后來的事實是，不但新的民間社會沒有建立起來，剛剛解放出來的個人又開始直面國家的強制，更加無法呼吸。

政治哲學這三十年的新發展或許可以為這個殘酷的現實作出解答，那就是：極端的個人主義往往和極權主義只有一紙之隔。一個健康穩健的自由社會，必須有發達的社會中間層，即各種小共同體，而家庭是這些共同體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歷史上對個人權利侵害最嚴重的時期，往往也是對家庭破壞最嚴重的時代。

“文革”的結束使得家庭開始重拾獨立和尊嚴，改革開放后，人們越來越意識到家庭的偉大價值。但融入世界的潮流也使得我們的家庭開始面臨新的沖擊與挑戰。

世界性的消費至上文化和個人享樂主義的強化，讓人們更注重自我感受和自我滿足，忽視了傳統家庭觀念和責任道義，中國一部分年輕人所體現出來的性開放和享樂主義，令傳說中自由無比的西方人都大驚失色。

或許很多中國人并不了解，在為1960年代的“性解放”和“家庭革命”付出巨大代價之后，重視傳統以及家庭的價值才是這幾十年西方社會的主旋律。從1970年到2005年，美國生活在單親家庭的18歲以下孩子的比例，下降了17個百分點。關注家庭的健全發展，已成為世界各國政府和人民的共識。聯合國將1994年確定為“國際家庭年”，呼吁重視傳統以及家庭的價值。

就在上個月，美國很多媒體都在討論佩爾斯坦剛出的新書《從家庭解體到美國的衰落》，該書勾勒了家庭衰落和經濟衰退之間的關聯。佩爾斯坦指出，不穩定的家庭極大加重了納稅人的負擔，每年美國至少要因為家庭解體的原因而多花掉1120億美元。在他看來，家庭簡直是振興美國經濟的神器，而要解決美國的貧富分化問題，最好的方式就是振興傳統的婚姻與家庭。美國的繁榮依靠傳統的婚姻與家庭，這是佩爾斯坦在書中的結論。

經濟繁榮與家庭的關系是否如此緊密，尚可再論。但伴隨中國經濟的繁榮，家庭的價值確實在重新恢復元氣。就在中秋前不久，很多人都在談論一個與家庭價值密切相關的重大公共政策，那就是新的刑事訴訟法修正案草案取消了“大義滅親”的內容，規定近親親屬可以拒絕作證，回到了孔子所倡導的“親親相隱”。這一舉措贏得了廣泛的贊揚和肯定，因為這一規定避免了對基本的家庭倫理和人性的破壞與摧殘，維護了家庭的情感與價值，從而也是在維護人的基本情感與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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