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和政府需要對教師教育院校的布局結構和幼兒園教師教育專業、小學教師教育專業和中學教師教育專業之間的結構進行調整以解決矛盾。
■朱旭東
據媒體報道,“我國師范類教育將進入控制規模的調整階段”,之所以調整方向的原因在于“全國每年畢業的師范生有60多萬人,但基礎教育的師資需要只有25萬”,而全國每年新入職的教師中,“有四分之一來自非師范類院校的綜合性大學”。有意思的是,華東師范大學今年起逐步縮減師范類本科招生,師范培養將統一納入教師教育學院進行研究生教育。
提升教師人才培養層次,當然是值得稱道的事,但問題在于我國教師教育的復雜性仍然不能忽視。從以上所列舉的信息中,我們可以討論若干問題,在當前我國存在師范院校、綜合院校、職業院校三軌和中專、大專、本科、研究生多級教師教育體系的背景下,本科招生縮減的師范類教育專業是指學前、小學抑或中學教育專業;就中學教育專業而言,還要分中文教育、數學教育、外語教育……問題還在于四分之一新入職教師來自非師范類院校的綜合大學這個數據屬實的背景下,他們是綜合性大學的非師范專業還是師范專業。
其實,我國教師教育面臨兩大基本矛盾,一是鄉村學校和幼兒園教師的高需求與高質量鄉村和幼兒園教師培養數量不足和低就業之間的矛盾,包括幼兒園教師的數量短缺和小學教師的結構性短缺;二是中學對研究生學歷和優質教師教育院校的師范生的高需求與研究生學歷教師培養和優質教師教育院校的教師培養數量不足之間的矛盾。減少本科招生培養數而提高研究生層次的培養數,僅僅是解決了東部發達地區中學的需求與院校培養數量不足之間存在的矛盾,而解決不了廣大西部地區和幼兒園、小學、特殊教育對本科學歷的教師的高需求。
為此,國家和政府需要對教師教育院校的布局結構和幼兒園教師教育專業、小學教師教育專業和中學教師教育專業之間的結構進行調整以解決這兩個矛盾。而結構調整中最重要的是教師教育專業招生結構的調整。調整方向之一在于師范院校一軌的本科級的中學教師教育專業縮小招生數,提高其本科級的幼兒園、小學和特殊教育的教師教育專業招生數,而不是一刀切地減少本科招生數,但同時增加師范院校一軌的研究生的中學教師教育的專業招生數,擴大教育碩士培養的師范院校數和學生數,從而既提高幼兒園和小學教師教育專業的質量,同時滿足了中學對碩士層次的教師教育專業的高需求。
由于專業的招生結構由院校自主權決定,政府要在信息發布上去影響和調節院校的專業招生結構。政府要發布教師教育專業學生的就業信息,以便于教師培養院校能夠做出教師教育專業招生的調整,例如對于地方院校來說,本科層次的教師教育專業的學生的就業不容樂觀,因此同樣需要調整其專業招生結構,增加高水平的幼兒園和小學的教師培養機構數和學生數,減少中學教師的培養數。
這里需要提及的是,地方院校,甚至一些省屬院校的教育學作為師范專業要取消,可以辦專業,但要辦成教育科學的專業,為教育學研究提供后備人才基礎,而不是師范專業,作為一種滿足社會需要的師范類教育學專業的人才培養已經過時。
結構調整中還要建立開放的教師教育專業招生結構,但必須改變“只考不育”的教師資格考試制度。在城鎮化過程中,新學校的建立和優質學校規模“巨型化”帶來教師的高需求量,滿足這種需求通過兩種途徑,一種是在職教師的流動,另一種招聘院校新畢業生,而新入職的中學教師和研究生層次的小學教師相當一部分來自綜合院校的非師范專業的畢業生,他們是“只考不育”的這部分人,因此讓這部分新畢業生接受系統的達到一定年限的專業教育要成為教師教育體系的主要任務,國家不能被“四分之一來自于綜合院校的非師范專業”的學生這個數據蒙蔽。
通過以上討論,需要在輿論上澄清兩個基本事實。一是減少本科生招生,僅僅是中學教師教育專業的招生,而切不可理解為幼兒園、小學、特教等教師教育的本科生專業的招生,而高水平的師范大學還應承擔起本科層次的幼兒園、小學、特教等教師的培養責任。二是綜合院校的非師范專業如果“只考不育”只會給接受新教師的學校帶來“再培養”的麻煩,而事實上已經帶來了麻煩。今天的中小學校長們抱怨教師培養質量下降主要指通過“只考不育”的非師范類專業學生的專業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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