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利許可收入，是華東理工大學教師引以為豪的一項指標。近年來，該校每年的專利許可收入保持在5000萬元左右，經常排名全國高校之首。這項指標反映了華東理工在科技成果轉化方面的業績：將專利技術授權給企業使用，高校成果被有效轉化，同時也得到了豐厚的經濟回報。

華理成功的原因是什么？學校科研院副院長劉海峰總結了三點：用利益分配制度激勵科研人員投身成果轉化，重視行業共性關鍵技術研發，健全技術轉移體系的各個環節。這也給科研人員帶來了真金白銀。據統計，華理教師收入前十名中，大多是成果實現轉化的研發團隊骨干。

專利許可收入50%進工資卡

“我校重視科技成果轉化，一定程度上是被逼出來的。”劉海峰坦言，該校是“211”工程大學，在財政投入上與“985”高校有較大差距。如何提高教師和學校的收入？這所以化工為特色的部屬院校將目光瞄準了科技成果轉化。

10年前，華理做出突破之舉，規定職務發明專利許可給企業后，收入的50%作為人員費給課題組，打入科研人員的工資卡；40%作為發展基金給課題組，用于后續研發；剩余10%留給學校，其中一部分用作技術轉移中心的運行費。

專利許可收入的一半給科研人員，比例之高，在當時上海高校中絕無僅有。校方讓利的分配比例，大大激勵了教師投身成果轉化，思考什么樣的發明是企業需要的，而不是將申請專利的目的只盯住評職稱。

5年前，華理再度敢為人先，規定職務發明成果作價入股時，成果完成人可占有技術股份70%，其余由資產經營公司代表學校持有；技術入股形成的學校股權及分得的紅利，視為相關科技人員當年或次年的科研業績。“‘科創中心22條意見’發布后，我校在科技成果轉化政策上沒有什么變化，因為意見提出的‘允許高校和科研院所科技成果轉化收益歸屬研發團隊所得比例不低于70%’，我們已經做到。”華理國家技術轉移中心負責人說。如今，學校管理層正在研究如何保持華理的制度優勢，提高對成果轉化鏈上各類人員的激勵性。

集中學校資源研發核心技術

劉海峰是煤氣化技術成功轉移的親歷者。1996年，他加入華理煤氣化團隊，攻讀博士學位。“我挺擔心讀出博士就失業，因為當時石油價格很低，做煤化工研究似乎沒什么機會。”他回憶道。所謂煤氣化，是在氧氣不足條件下，將煤炭轉化為一氧化碳和氫氣。這是煤化工生產的第一步，隨后經過一系列化學反應，產生甲醇、合成氨、乙二醇等重要化工原料，取代石油化工產品。

如果國際原油價格處于低位，那么煤氣化技術就沒什么市場空間。然而上世紀90年代，華理專家預判出煤化工產業有很大前景，而煤氣化是其核心技術。這個預判得到了當時的錢旭紅院士等校領導認同。校方給了研發團隊很大一塊地，用于建實驗大樓，購置高溫高壓設備。2000年后，國際原油價格飆升，讓劉海峰等人再也不必擔心失業，而是占得了技術研發的先機。

如今，華東理工團隊自主研發的煤氣化技術，應用于企業的總容量排名全球第三，僅次于通用電氣、殼牌兩家跨國企業。其中，技術轉移到美國企業的合同金額超過1億元人民幣，實現了中國成套大型化工技術首次出口發達國家。2015年，他們研發的第二代煤氣化技術轉移到國內企業，與第一代技術相比，其原料不再局限于優質煤。“南亞、東南亞國家的煤礦大多產高灰熔點的非優質煤，第二代技術很有希望出口到這些國家，為‘一帶一路’戰略服務。”劉海峰說。

聘科研人員兼職做轉移服務

讓科技成果順暢地轉化，光靠研發團隊是不夠的。作為首批6家國家技術轉移中心之一，華東理工技術轉移中心為打造成果轉化長鏈，采取了一系列舉措。

人才方面，轉移中心除了有10名專職人員外，還從華理各個學院聘請了20余名科研人員，讓他們兼職做技術轉移服務，為本學院的科研成果找感興趣的企業，也為有需求的企業找技術解決方案。“這種工作主要解決的是信息不對稱問題。”技術轉移中心負責人說，“政府建了很多網絡信息平臺，但我們感覺總體效果不明顯。聘請有專業背景的老師做兼職，讓他們與企業人員面對面交流，促成合作的成功率會高很多。”

風險控制方面，技術轉移中心建立了規范的“四技合同”（技術開發、轉讓、咨詢和服務合同）管理流程，聘請專業的法律顧問，在框架協議階段就讓法律專家介入，避免出現校企糾紛。

在化工行業，實驗室成果要轉化成工業裝置，必須經過工程設計、安全評估、環境評估等階段。為此，華理做了很多本不屬于高校的分外事：與中國航天科技集團公司第六研究院合資成立工程設計研究院有限公司，為各個課題組提供工程轉化服務；建立安評中心、環評中心，并開設安評、環評專業，為兩個中心培養后備人才。在華理，技術轉移中心與工程設計研究院、安評中心和環評中心密切合作，整合各方資源，為課題組提供小試、中試、工程轉化一條龍服務，取得了顯著的經濟和社會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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