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是人類進步與繁榮昌盛的基石，特別是高等教育，這也許是絕大多數美國人多年以來唯一能夠達成的共識。
但在經濟形勢不好的狀況下，逐漸增長的高等教育成本使得越來越多的家庭不堪重負。因此，大刀闊斧地改革高校教育，降低高等教育成本也已成為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的競爭焦點。希拉里·克林頓、馬丁·奧馬利、伯尼·桑德斯三位民主黨候選人都紛紛提出方案，力求改革助學貸款計劃，進一步普及高等教育。
在低迷的全球局勢中，高等教育到底能帶來怎樣的經濟價值，擁有大學學歷是否還意味著“金飯碗”，《紐約客》作者John Cassidy近日撰文進行了全面、透徹的分析。
高等教育的經濟價值
美國是世界的科技中心，也是頂尖高校的匯聚地。早在1636年，馬薩諸塞灣殖民地立法機關就成立了美國第一個高等學府——哈佛學院。從美國內戰開始的政府“贈地興學”，到二戰時期通過的《退役軍人安置法案》，再到“偉大社會”時代不斷擴張的高等教育聯邦經費，以及奧巴馬總統減少大學費用的一系列舉措，教育的力量已經深深扎根于這片土地。
但近年來，在經濟危機的影響下，隨著收入增長停滯和不平等問題愈發嚴重，高等教育所存在的經濟價值也逐漸為人們所關注。“獲得中學以上的學位或證書不再是少數精英人才獲得機遇的途徑。”美國白宮網站上稱，“更確切地說，它是新經濟時代求職就業的必要條件。”
有評論員和經濟學家表示，高等教育不僅幫助個人獲得薪酬更高的工作，而且也提升了整個國家的工資水平，減輕了愈發嚴重的不平等問題。
在2008年暢銷書《教育與技術間的競爭》中，哈佛經濟學家克勞迪婭·戈爾金和勞倫斯·卡茨指出，技術進步導致對擁有熟練技能的勞動力需求大幅提升，但近幾十年，美國教育體系并沒能培養出足夠的、能夠完成高科技經濟中所面臨的各項挑戰的學生。
“不久之前，美國經濟飛速增長，工資水平也水漲船高，在此當中教育發揮著積極重要的作用。”他們寫道，“現在的挑戰是如何激活以教育為基礎的職業流動。”
“來自媒體、商界甚至很多政府部門的訊號是，要想找到一份好工作，有一張大學文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重要。”沃頓商學院管理學教授彼得·卡佩利在他的新書《上大學是否物超所值？》中寫道，“因此，父母在送孩子上大學的問題上也面臨更大壓力。如今越來越多的家庭發現這些費用是嚴重的負擔。”
近幾十年間，美國的高校學費等費用暴漲，不少大學一年學雜費超過50000美元。卡佩利寫道，即便將助學補助考慮進去，“美國學生的花費也是其他國家學生的4倍。”
另一方面，四年制教育機構的畢業生也在不斷增加。2000-2001學年，美國高校本科畢業生近130萬人。十年后，這個數字增至愈170萬人。美國高中畢業生中約70%都會進入大學，25~34歲的美國人中有一半擁有大學文憑。
這是一個巨大的改變。1980年，25歲及以上的美國人中，每六人只有一人是大學畢業生。50年前，每十人中甚至都沒有一個大學畢業生。擴招讓高校不斷擴張，加設的很多課程都有職業傾向。Cassidy列舉道，堪薩斯州立大學的本科專業有烘焙科學與管理、野生動物與戶外企業管理。他們可以輔修無人機系統或是寵物食品學。在尤蒂卡學院，你可以學習經濟犯罪偵查專業。
在逐漸增長的盈利性高校中(這些高校擁有超過10%的學生)，職業型學位已成慣例。德銳大學去年共教授6萬名學生，擁有超過75個校區，提供從多媒體設計開發到醫療管理等各種專業。
該大學在網站上自豪地寫道：“2013年，德銳大學積極求職就業的副學士和學士學位畢業生中，90%都在畢業半年內找到他們領域的工作。”但Cassidy也表示，雖然乍一聽成果令人欽佩，但之后你會意識到，其實很多學生是本來就有工作的在職進修人員。
而且，對于“可以找到他們領域的工作”的描述也比較模糊。“你會基于這種信息就擲骰子，選通信專業嗎？”卡佩利寫道，也是在這一年，非營利性組織“國家高校與雇主協會”調查發現，通信專業畢業生中僅有6.5%找到本專業的工作。
雖然只拿德銳大學來舉例可能有失公允，畢竟該校仍算得上是頗具聲譽的營利性教育提供者，但這個案例也闡明了卡佩利的觀點：關于高等教育的很多主張都經不起仔細推敲。
學歷是否物有所值
“大學不僅改變了大多數人的一生，而且對很多人來說也是大筆投資，這是毋庸置疑的。”卡佩利寫道，“但對于有些人來說，它也帶來了嚴重的經濟負擔。”對于教育政策影響最大的理論是，高校可以教授學生具體的就業技能，學生可藉此找到好工作。經濟學家將其稱為教育的“人力資本”理論，過去二三十年間，這種理論一直為人們所追捧。
Cassidy解釋道，只要你完成兩年的副學士學位，你的“人力資本”就要高于高中畢業生；如果你獲得了四年制本科文憑，你的“人力資本”就高于社區大學畢業生。這種理論表示，一旦進入勞動力市場，你就會獲得更好的職業，薪水高而且前途無量。
當然，大學畢業生平均工資會高，而且“大學學歷工資溢價”的趨勢也持續了很長一段時間。根據紐約聯邦儲備銀行最近的研究數據顯示，1970年，本科畢業生的平均年薪約為60000美元，高中畢業生年薪約為45000美元。2005年，高校畢業生平均年薪增至70000美元，而高中畢業生的年收入卻略有下降。(所有數據都扣除通脹因素。)
大學學歷工資溢價出現在畢業生數大幅提升的時期，這似乎驗證了戈爾金和卡茨的理論，技術變革創造了日益增長的勞動力需求以及大量的“人力資本”。
然而，Cassidy卻指出，在過去十年，這一理論卻遭遇多次挑戰。如果高校畢業生仍然供不應求，那么他們的工資就應該繼續增長。但事實并非如此。2001年，美國經濟政策研究所數據顯示，本科畢業生(沒有研究生學歷)平均時薪為30.05美元；去年，這一數據為29.55美元。
其他調查結果的數據則顯示，薪酬下降其實嚴重得多。“2001年和2013年間，學士學位畢業生平均工資下降了10.3%，副學士學位畢業生平均工資下降了11.1%。”紐約聯儲研究顯示。薪酬降低最嚴重的是剛畢業的大學生。
而且，失業率也在一直上升。2007年，5.5%的25歲以下大學畢業生沒有工作。如今，這個數據已經接近9%。如果擁有大學文憑意味著大量的工作和穩步增長的薪水，那么，這個教育系統失效已久。
雖然大學畢業生在就業市場上的表現仍舊優于非畢業生，有些研究顯示，收入差距已經停止增大。人們需要對數據進行仔細剖析，近期幾乎所有的工資增長都來自于研究生畢業生。“四年制學歷溢價在過去十年保持平穩。”克利夫蘭聯儲報告顯示。這個數據最初增長的主要原因之一并不是大學畢業生的工資大幅增長，而是非畢業生的收入有所下降。
Cassidy在文中寫道，很多學生與家長愿意花錢上大學，是因為他們害怕墜入低薪酬經濟的深淵，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高等教育的投資是否物有所值？一種方式就是將大學學歷看作一只股票或債券，并將獲取學歷的成本與此后產生的累計收益(這種收益是計算與無學歷者收入相比多出的差額)進行對比。
幾年前，研究機構PayScale對此進行了研究。他們發現，扣除通脹因素后的高等教育平均收益約為7%，略低于股票市場的歷史回報率。此外，卡佩利也例證了漢密爾頓項目得出的更高的數據，15%，但這是假設所有大學畢業生都在四年內畢業等。
這些研究往往發現，擁有大學學歷的經濟利益要遠遠大于成本。但卡佩利指出，對于家長和學生來說，平均數據可能意義不大，因為各學校間存在巨大差異。
他引用了2012年PayScale為《商業周刊》開展的調研，結果顯示，麻省理工、加州理工和哈維姆德學院的畢業生年收益率超過10%。他們也發現，約有200多所高校的畢業生平均收入無法完全彌補付出的教育成本。
“大學學歷的回報率中最重大的消息，就是各個高校之間難以置信的差距。”卡佩利寫道，“如果你看一下讀大學所花費成本的實際收益，經過認真分析會發現，其實很多高校的收益率實際上是負數，幾乎是每四所大學中就有一所是這種情況。不可思議的是，學校似乎沒有為學生的市場價值做一點貢獻。”
莫讓教育變成軍備競賽
那么對學生和用人單位來說，大學到底意味著什么？
在人力資本理論風靡之前，20世紀著名經濟學家肯尼斯·約瑟夫·阿羅認為，從某種程度來說，高等教育起到的是過濾作用，是一種篩選工具，它根據資質對人群進行分類，并將這種信息傳遞給用人單位。通過完成四年學業，學生可以向潛在雇主證明，他們具有某種程度的認知能力，能夠完成崗位任務并能進行團隊協作。但是大學教育并不一定會向學生灌輸用人單位所需的具體的工作技能，或讓學生更加高效。
Cassidy指出，如果你選擇相信這種理論，就不應該認為說服所有人都去讀大學是件好事。如果所有人都有大學文憑，那么即便有了學位也不會使你與眾不同。那么，為了獲得想要的工作，你就需要去讀更好(更貴)的大學，或獲得更高的學位。
“教育變成了軍備競賽，而這其中最大的受益者是軍火制造商——在這個案例中就是大學和學院。”Cassidy在文中指出，篩選模型如今并不吃香，部分是由于這種理論認為教育無法提高生產率，有些違反常情。但的確有證據支持阿羅的理論。
近年來，盡管工作崗位的需求并沒有發生太大的變化，但越來越多的崗位入職條件要求擁有大學學歷。有些護理崗位就位列其中，其中還包括行政秘書、銷售人員、分銷經理等。有研究顯示，只有20%的行政助理和保險理賠員有大學學歷，但該領域中超過45%的空缺職位卻要求求職者有大學學歷。“這意味著用人單位可能把學士學位作為廣泛的招聘篩選，這種篩選可能會符合工作需要的具體能力，也可能不會。”研究總結道。
名校畢業生比普通高校畢業生的收入高，這是不爭的事實。但這是因為哈佛或普林斯頓對學生的技能培養更有效，還是因為用人單位相信他們最起碼能招到更有天賦的學生？
美國西北大學凱洛格商學院勞倫·里維拉的實驗顯著表明，答案是后者。她采訪了投行、律所和管理咨詢公司的100多名招聘負責人，發現他們幾乎只從頂尖大學中招聘人才，直接忽略掉大多數其他申請人。招聘人員并不注重成績和專業。“頂尖的用人單位并不注重教育的內容，而是聲望。”她總結道。
如果高等教育的主要作用是一種分選機制，那么也可以解釋另一種令人不安的趨勢：很多大學畢業生選擇的工作其實不需要學歷也可以完成。在現實生活中，似乎每個人都認識某位受過良好教育的年輕人卻在酒吧工作，或是選擇平凡的文職工作，因為他或她找不到更好的選擇。經濟蕭條及其余波無疑是其中的一個原因，但也存在著深層次的、更持久的問題。
在戈爾金和卡茨的理論中提到，技術變革催生了對受過高等教育、高技術人才不斷增長的需求。但是自2000年開始，高技術水平的高薪工作不知為何越來越少，速度顯著放緩。為此，加拿大經濟學家保羅·博德利、戴維·格林和本杰明·桑德將美國的勞動者分為100種職業，對他們的平均工資進行排序，并觀察每種崗位發生了怎樣的變化。
結果顯示，自2000年以來，對受過高等教育的勞動力的需求有所下降，低收入崗位的工作顯著增多。“高技術人才順著職業階梯下移，找到的工作往往是此前由技術水平不高的勞動者來做的工作。”他們總結道，因此“讓技術水平不高的勞動者順著職業階梯繼續下移”。
漸漸地，大學畢業生也出現在原本不曾參與的就業競爭中。正如博德利、格林和桑德三人所說，“有一個學士學位不再只是為了獲得高薪的管理和技術崗位，而越來越多的是在咖啡廳或文職工作中打敗受教育水平不高的工作者。”
即便是曾獲得諸多官方鼓勵的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STEM)領域的畢業生，也難以找到自己喜愛的工作。卡佩利的報告顯示，近期以來，只有1/5的STEM畢業生找到的工作可以用得上之前的專業知識。“最近畢業的學生清晰地證明，整體來講并不缺乏STEM學科的畢業生。”他說。
理性對待學歷效應
高等教育為何會走到今天這步？沒有人知道確切的答案。Cassidy在文中提出了兩種理論。一個理論是企業為削減成本已經精簡了工廠的工人隊伍和日常辦公崗位，現在企業又將目光瞄準監管人員、經理和其他受過高等教育的員工。
另一個理論是，技術變革對高技術人才偏愛已久，現在反過來將矛頭對準他們。隨著處理能力、數據分析、語音識別等人工智能技術的迅猛發展，計算機可以執行此前由大學生操作的任務，例如趨勢分析、翻譯外文文件、報稅等等。
在《第二次機器革命》一書中，麻省理工教授艾瑞克·布倫喬爾森和安德魯·邁克菲描繪了一種新的情景，在未來計算機將會代替醫生、律師及很多其他受過高等教育的專業人才。他們寫道：“隨著數字勞動的普及、能干和強大，企業將越來越不愿意支付人們能夠接受的薪資，這種薪水能讓他們維持已經習慣了的生活水平。”
卡佩利強調企業雇傭模式的變革。過去，財富500強企業如通用汽車、花旗集團和IBM會雇用大量的高校畢業生，并為他們在企業的終身服務進行培訓。但是現在企業卻減少了教育和培訓投入，如果一份專門的工作需要用人，他們不會選擇內部提拔或調動，而是直接從外界招聘新人。培養下一代接班人已經不再是企業的擔憂。
“現在，用人單位對大學畢業生的要求與離開學校多年的求職者是一樣的，那就是職業技能和直接就能做出貢獻的能力。”卡佩利寫道，“這種改變是根本性的，這也就是為什么現在想在大學畢業后找到一份好工作挑戰如此之大。”
獲得職業型學位或證書，是很多學生讓自己更具吸引力的一種策略。乍看起來，這種選擇似乎非常明智。如果你想成為一名放射技師，為什么不去大學讀放射專業？如果你想要開烘焙店，為什么不申請堪薩斯州立大學的烘焙科學專業？
但是，選擇過于“精專”的學位也充滿風險。“如果在你畢業那年恰巧賭博風行，賭場喜歡你的賭場管理專業，你可能就賭贏了。”卡佩利寫道，“但如果在你畢業那年他們不招聘，那么你拿著這張文憑可能更難在其他地方找到第一份工作，就是因為它就只吸引那一批招聘人員。”
在“.com時代”，計算機學和信息技術專業的注冊人數暴增。但在股票市場的泡沫破滅后，這些畢業生很多都難以找到工作。“那些表示自己需要工程師或IT畢業生的用人單位并沒有承諾在他們四年后畢業時還會雇他們。”卡佩利寫道，“因為有人相信衛生保健當前需求量大而讓孩子選擇這個行業，并不能確保他們都能找到工作，即便他們能找到工作，這些工作也未必有當前在這個領域的工作者要好。”
那么，何為解決之道？
有些人認為，在線學習為寄宿制大學教育提供了一種低成本的選擇。民主黨候選人伯尼·桑德斯提出要免除公立大學的學費，征用金融交易稅作為高等教育經費。克林頓和奧馬利則提出要增加聯邦政府對州立大學的支持，降低助學貸款利率，并提出高校降低費用的激勵政策。
此外，也有人希望引導更多的學生和資源轉入費用更低的兩年制社區大學和其他教育機構。奧巴馬總統最近更是呼吁，確保社區大學為所有合格的高校畢業生留有位置并免除學費。這種政策將會改變近代史。
在新書《在實踐中學習：創新、工資和財富之間的真正聯系》中，科技型創業者、波士頓大學法學院教師詹姆斯·貝森指出，“過去十年的政策走向是，餓死社區大學來養活四年制大學，特別是研究型私立大學。”
差距有如云泥之別。經俄亥俄大學經濟學教師理查德·維德計算，2010年普林斯頓大學獲得捐款近150億美元，每名學生獲得的州和聯邦政府福利達50000美元，而附近新澤西學院的學生人均福利才只有2000美元。
“當然，獎勵卓越并支持重大科學研究有其必要性，但25:1的政府支持差距是否真的合情合理？”Cassidy反問道。
無論人力資本理論或信號理論的對錯，可能最有說服力的理由是高等教育能夠增加社會流動。舊金山聯邦儲備銀行近期的研究顯示，收入分配最貧困的五分之一的家庭出生的兒童如果獲得大學文憑，那么他們成為最富有的五分之一的機率就會增加6倍。為貧困家庭兒童提供上大學的機會可以更好地確保人盡其才。(當然，如果大學入學幾乎普及，那么大學文憑對用人單位的吸引力也會減弱。)
但是，提升畢業生的數量似乎無法逆轉高薪崗位的整體下降，而且也無法解決收入不平等的問題。正如經濟學家勞倫斯·薩默斯與兩位同事在近期的模擬分析結果中所顯示的，即便我們能夠魔幻般地激發所有正值工作年齡但沒有大學文憑的美國男性中十分之一去攻讀大學學歷，我們也無法改變站在收入分配金字塔尖上的總裁和對沖基金經理的收入集中現象。
Cassidy理性地指出：“更加現實地看待大學文憑的作用，會幫助家庭和政治家做出更好的選擇。”這讓我們更加欣賞傳統通識教育的實際價值，而不是將所有問題都歸納為經濟損益分析。
“需要明確的是，這種理念不是說通識教育的學位會有更大的經濟回報。”卡佩利寫道，“而是說即便非常實際、基于就業的學位也無法確保回報，但這已經是這種學位所承諾的一切。對于通識教育來說，它的要求有所不同而且似乎更加準確，它將會豐富你的生活，提供的課程延伸到任何一種工作之外。而這種理念有著數百年的經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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